日本科学研究发展困境的表现、成因及其破解思路

　　2021年10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施政演说中表明科技立国是日本增长战略的第一支柱，但近年来日本诸多学者、媒体等指出日本科研发展正在迅速衰落，其国内各界对此似乎已形成共识，但中国学界对这一问题却鲜有研究；而当前，正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中国的科研实力快速提升，但在此过程中也容易积累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通过对Web of Science、InCites等判断各国科学研究发展状况的重要数据库中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跟踪研究日本的科研发展历程，解析其产生困难的原因，追踪其破解难题的思路，汲取科学研究发展的有益经验。结果显示：21世纪以来，日本科研竞争力发展陷入困境主要表现在科研产出数量和质量表现不佳、在热门研究领域及小岛型研究领域的参与度下滑和在国际科研合作的存在感减弱三方面，主要受确保科研产出的基本要素（人员、时间、经费）不足、以“选择与集中”为代表的科技政策显现副作用以及部分传统社会习惯和研究的内向化、保守化倾向等抑制作用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对此日本政府不断探索破解困境的举措，重点围绕人才、资金与环境等方面推进政策改革。从科研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尽管日本科研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但其科研实力稳步提升，日本仍然是实力强劲的科研大国，在医学、物理学等领域的先进成果仍被世界各国所瞩目、借鉴，其发展经验将为中国科研发展提供重要参照，制约日本科研发展的因素也应成为中国科研发展历程中防范困境的规避重点。

　　2000至2021年，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多达28位，几近完成日本在第2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的于21世纪前50年获得30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目标。但日本各界却对日本科研发展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担忧。日本前首相菅义伟曾指出，近20年研究能力的持续低迷已是影响日本国家未来的严重事态。2018年，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首次指出日本科研实力下滑，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大隅良典、小松制作所会长野路国夫等认为从数据看，日本科研发展滞缓，甚至出现了大幅下滑；伊神正贯基于日本科技学术政策研究所的调查报告分析了日本科研发展停滞的表现及原因；京都大学教授山口荣一提出，企业忽视基础研究以及支持企业风险投资的政策失败是导致日本科学研究、科技产业发展滞缓的重要原因；铃鹿医疗科学大学校长丰田长康则指出，以“选择与集中”为特征的科研政策导致资金集中于大公司与重点高校，大部分高校运营资金缺乏，由此导致了日本科研发展的滞缓。与此同时，日本媒体也纷纷刊登评论文章，指出日本科学研究发展低迷的现状：2018年12月，《钻石周刊》出版了“日本再也无法获得诺贝尔奖——科学技术立国的危机”特辑；2020年3月之后，《每日新闻》连载以“虚幻的科学技术立国”为题的评论文章，探讨了以“选择与集中”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政府干预对日本科研发展的负面影响；2021年8月，《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日本在科技论文的影响及评价指标方面大幅下滑，被印度赶超，由于日本的研发资金和研究人员数量发展较为低迷，研发的长期停滞恐难以转变。

　　日本科研发展滞缓也引起了世界关注。《自然》期刊在2016至2019年连续发行关于日本科学研究的特刊《日本自然指数》（以下简称《指数》）。尽管《指数2016》已提出日本作为高质量研究的顶级生产国的地位正受到挑战，但肯定了日本政府对科技、创新的规划图景以及日本机构加强合作研究的工作；《指数2017》则直接指出日本作为顶尖的科研强国，其科研产出在过去10年中始终停滞不前。之后，《指数2019》指出日本正在寻求通过与他国合作阻止科研发展下滑，资助特定机构促进其海外合作等战略举措开始取得成效，但要整体阻止科研产出下滑仍存在较大困难。相较而言，中国学者对日本科研发展侧重于中微观层面的研究，倾向于对大学改革、科研经费制度等内容的分析，从宏观层面探讨日本科研发展的文献相对较少，仅有施用海等的少数几篇，不仅缺乏对当前发展形势的跟踪研究，而且更侧重梳理日本科研发展优势，对其发展困境及破解思路的关注较低。

　　由于科研相关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研究人才、经费投入、知识产出等，日本在这些环节均面临一些难题，但是，日本国内专家学者认为日本科研发展陷入困境的最直接表现为知识产出方面的停滞。鉴于论文相关指标是反映科研产出最直观、有效、可获得性较高的指标，因此本研究沿用以往研究惯例，重点基于论文指标探讨日本科研发展困境的表现。

　　按照日本科技学术政策研究所制定的《科学技术指标2022》的检索方法，重点关注自然科学领域的论文发表，将文献类型设定为“ARTICLE”与“REVIEW”，对Web of Science中的SCI-EXPANDED数据库进行检索，将检索的国家设置为“CU=Japan”，截至2022年7月16日检索到符合设定的时间与文献类型的论文共计2763949篇。对InCites的数据集进行检索，即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等领域文献，文献类型同样设定为“ARTICLE”与“REVIEW”，根据其于2022年6月28日的更新情况，1980年1月1日至2022年7月16日，日本共发表论文2707605篇。基于Web of Science、InCites数据库的检索（如图1、图2所示），21世纪以来，每年日本论文发表总量及被引次数排名前1%论文、前10%论文、高被引论文等高质量论文数量均持续增多，论文总量的年增长率由慢转快，而高质量论文数量的增速保持稳定。

　　但从国际比较看，日本论文产出的数量与质量均不乐观。从全领域来看，日本论文产出的国际占比与排名均大幅下滑。根据《科学技术指标2022》，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随着中国发表论文数量迅速增多，美日英德等国家论文的发表数量占世界科研论文发表总数的比例呈下滑趋势，1998至2000年、2008至2010年、2018至2020年日本发表论文数量平均值的国际排名持续下滑，国际排名从世界第2位下滑至第5位，居于中美德印之后，国际占比也从9.8%降至5%左右。另外，1998至2000年、2008至2010年、2018至2020年日本发表的被引次数排名前1%的论文数量平均值，分别为第5、第10、第12位，国际占比从5.9%降至5.1%；而日本被引次数排名前10%的论文数量平均值分别为世界第4、第7及第12位，国际占比从7.3%降至4.0%。由此可见，日本高质量论文发表数量的国际占比与排名更不乐观。

　　第二，从分领域来看（如表1所示），日本在主要领域的论文总量与高质量论文数量的国际排名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1997至1999年，在化学、物理学、材料科学、工学等领域，日本总论文与高质量论文数量均在世界前5位，但2017至2019年，其在这些领域的国际排名明显下滑，特别是工学领域，日本论文数量的国际占比仅为3%左右，高质量论文数量的国际占比仅为2%左右。尽管近年日本在临床医学、基础生命科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快速增多，但其国际排名依然下滑，高质量论文数量的国际排名更是下滑明显。

　　根据伊神正贯的相关方法，参考《科学地图》研究报告可以发现，日本在热门研究领域及容易产生颠覆性技术的小岛型研究领域的参与度下滑，未来日本的科研创新力及科研领域多样性发展或不理想。

　　日本科技学术政策研究所自2003年起开始《科学地图》的编撰工作，基于此前6年发表的论文数据，计量分析22个研究大类中被引用数量排名前1%的论文，确定世界热门研究领域，分析日本及部分国家的参与情况。从日本占世界总热门研究领域数量的比例来看，日本参与的研究领域数量自《科学地图2008》以来基本停滞不前，在《科学地图2014》至《科学地图2016》统计年间增加了25个研究领域，但《科学地图2018》又减少了25个研究领域。《科学地图2018》显示，在总计902个热门研究领域中，日本参与了274个。其中，日本在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物理学等领域的参与度较高，但在农业科学、经济与经营学、一般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参与度非常低，在10个材料科学学科的世界热门研究领域中仅参与了1个。依据《科学地图2002》到《科学地图2018》的统计，日本在参与热门研究领域的数量方面不仅落后于美国，而且逐渐大幅落后于英国、德国与中国。

　　此外，《科学地图2012》首创了“Sci-Geo”图分析国家参与某研究领域的时间持续性及研究领域间的关联性强弱，以整体把握代表性国家及地区的技术发展情况。“Sci-Geo”图的横轴表示某一研究领域的持续性，即在之前的《科学地图》中是否出现过，纵轴表示该研究领域与其他研究领域关联性的强弱。“Sci-Geo”图将研究领域分为：半岛型（强关联，无延续）、大陆型（强关联，有延续）、岛型（弱关联，有延续）以及小岛型（弱关联，无延续）。大陆型研究领域即在过去的《科学地图》中也存在，有时间上的延续性，与其他研究领域的关联性强。通常大陆型研究领域占比最高，已形成较成熟的研究规模及较强竞争性，在之后的研究中也会持续存在。小岛型研究领域可能带来突破性、颠覆性技术的产生，对研究领域多样化的作用更为明显。如图3、图4所示，从《科学地图2004》至《科学地图2018》，日本的半岛型与小岛型研究领域的数量与占比下滑，而大陆型与岛型研究领域的数量与占比相对增加，这一定程度说明，日本在部分小岛型、半岛型领域的研究更加成熟与持续，推动其向大陆型、岛型研究领域转变，日本参与某一研究领域的持续性得到有效推进。但日本在可能产生突破性或颠覆性技术的小岛型领域的参与度有所降低，可能导致日本在未来引领世界前沿科学研究的可能性下降，研究领域的多样性发展也将受到负面影响。对于美国、英国、德国来说，这4类研究领域占比的变化不明显，始终是小岛型或岛型研究领域数量占比最多，中国也由过去的大陆型占比最高向当前小岛型研究领域数量更多过渡；而日本过去研究领域占比结构与英国、德国类似，之后转变为大陆型研究领域数量占比最高，集中在具有规模、备受国际关注的大陆型研究领域也意味着日本将面临来自各国更加激烈的研发竞争。

　　随着知识生产的跨国流动愈加活跃，国家间科学研究合作关系愈加紧密，国际合作论文数量大幅增加。如图5所示，21世纪以来，日本国际合作论文数量与占比均持续增加，2021年日本的国际合作论文数量达到3.75万篇，国际合作论文发表占比提升至36.56%，超过其国内合作论文比例，成为拉动日本论文数量增多的主要动力。分领域来看，21世纪以来，日本在各领域的国际合作论文数量基本震荡增加，特别是在环境科学与地球科学、物理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等领域均在40%以上，而在临床医学、化学等领域，日本的国际合作论文百分比较低，在20%左右。与其他科研大国相比，尽管日本的国际合作论文百分比不断提升，但国际合作论文数量已被中国、印度等国家赶超，且日本的国际合作论文数量始终少于美英德法等科研强国，其国际合作论文百分比也与美国（44.05%）、英国（69.93%）、德国（61.24%）及法国（65.64%）存在较大差距。

　　同时，日本作为论文合作对象国的存在感不断弱化。如表2所示，2007至2009年及2017至2019年两个时间段，日本在美英德中等科研大国的国际论文合作对象中排名均下滑。2007至2009年，在主要科研大国的前10位国际合作论文对象国中，日本排在中国、韩国的第2位，印度的第4位、美国的第6位、法国的第10位，但2017至2019年，日本在主要科研大国的国际合作论文对象中的排名已下滑至中国的第6位、韩国的第3位、美国的第8位、印度的第9位以及法国的第10位之后，日本与这些国家合作的论文数量占这些国家国际合作论文数量的比例也同时下降，而在与中国、韩国的国际合作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分领域来看，日本在科研大国的国际合作论文中的存在感也不同程度地减弱。21世纪初，中国国际合作论文中15%以上是与日本合作，其中在材料科学、物理学、化学等领域约有1/5的中国国际合作论文有日本机构的参与，但2017至2019年，在中国的国际合作论文中，日本参与论文占比为6.5%，仅在物理学领域超过10%。与之相对，中国在日本科研合作中的存在感却更加凸显，在化学、材料科学、计算机与数学、工程学等领域，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日本论文合作最多的国家。

　　近年来，日本科研发展减速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作用。人才、时间和经费是确保科研产出的最根本要素，但是，日本面临科研人才储备不足、研究人员自主科研时间受挤压及经费不足等问题，直接限制日本科研产出的数量与质量；与此同时，21世纪以来，日本持续推进“选择与集中型”科技政策，其产生的副作用不仅影响日本的科研产出，而且影响研究的多样化发展。另外，日本固有的部分社会传统也阻碍日本科研生产力及创新力的提升。而在国际合作层面，日本研究的内向化导致其构建共同研究网络和参与国际的“智力循环”不足，大学及企业对外科研合作可能愈加谨慎。

　　科研人才、时间投入和研发资金是确保科研产出的基本要素，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大学法人改革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日本出现了诸多制约其科研产出的不利因素。

　　首先，研究人员数量增速放缓。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日本研究人员数量位居世界第二，每万人口和每万劳动力的研究人员数量基本居于世界首位。21世纪以来，日本研究人员数量增速放缓，大学研究人员数量1970年为9.94万人，2000年增至25.90万人，年均增长率约3.28%，但2001至2021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68%，部分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尽管日本研究人员数量仍居世界第三位，2021年约为95.2万人，但与前两位中国的220多万人、美国的150多万人存在较大差距，相较于中美英德等科研大国，其研究人员数量的增幅较小、增速也较慢。此外，青年科研人员比例下降，全职教师的平均年龄增加。青年科研人员是日本论文产出的中坚力量，其在全球排名前1%的高被引论文中第一作者比率约为39%，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一比率高达51%。根据2013年的统计数据，日本在各领域排名前10%的高被引文章中，超半数作者的年龄在40岁以下。但随着稳定科研岗位竞争难度提升，研究生、博士后人才对职业生涯的不确定性担忧情绪加剧，大批青年人才不再选择进入科研领域工作。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统计数据显示，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入学人数分别于2010年、2003年、2008年进入震荡减少阶段。2013至2019年，日本18所重点大学中39岁以下青年全职教师比例下降了12%，40岁以下大学教师比例也从1992年的31.3%下滑至2019年的22.1%，而50岁以上的人数比例从1992年的39.2%上升到2019年的47.8%，教师平均年龄达到49.4岁。高龄教师不仅面临科研创新能力下滑与知识教授滞后等挑战，其退休时间延长也使青年科研人员的雇佣需求受到抑制，挤占青年科研人员的晋升空间。

　　其次，科研时间与经费不足。大学研究人员全时当量与论文发表数量紧密相关，研究人员数量（全时当量，FTE）增长停滞是导致日本科研竞争力发展趋弱的重要原因。大学研究人员既包括专职从事研究活动的研究人员，也包括同时承担教育与研究的研究人员，大学研究人员全时当量是考虑了实际研究时间的计算。例如，如果研究人员将1年中工作时间的60%用于研究活动，则研究人员数量计算为0.6。根据《大学等全时当量的换算数据调查》，2018年日本科研人员从事研究活动的时间降至32.9%，相较于2002年减少13.6%，成为实施调查以来的最低值，而其在社会服务中与研究相关的活动比重并未出现增长趋势。在2019年的一项调查中，在各种制约要素中，认为“研究时间不足”阻碍研究活动的被调查者比例最高，约占76.4%。2004年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后，竞争性研究经费占比增加，申请材料的准备与审批挤占了研究人员更多的科研时间。此外，21世纪10年代后，日本研发经费支出的增速放缓。1981至2008年，日本研发经费总额与其生产总值比值震荡提升基本保持世界第一，但之后日本的这一比值增速远远落后于中韩。从政府对科技经费的支持来看，按照科技相关预算/（一般会计支出+特别会计支出-两者交叉部分)×100%的计算方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预算中科技经费所占比例趋于下降。随着日本社会保障费和防卫费等屡创新高，文教与科学振兴费进一步减少，2022年度降至5.3901万亿日元。从研发经费增速来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的大学研发经费总额快速增加，位居世界第二位，但21世纪之后其增速明显放缓。其中，分析经过购买力平价换算的OECD统计值，近年来日本的大学研发费用总额甚至趋于减少，世界排名滑落至第4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循序推进“选择与集中”型科技政策，但随着政策推进，其负面效果也逐渐凸显，被诸多专业人士视为导致日本科研发展减速的重要原因。“选择与集中”最初是指一种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即选择特定的领域将人力资源、资金等集中投入以达到高效率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通用电气（GE）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所倡导与采用的，与其相反的是“多元化经营”。

　　首先，“选择与集中”型科技政策强化竞争性研究资金制度建设，使科研人员面临更大的经费压力。1996年日本在《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首次引入“竞争性研究资金”概念，强调研究资源来源的多元化。其后，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进一步强化了竞争性资金制度，政府以每年1%的比例降低拨付给国立大学的运营费补助金，提高竞争性经费的拨款份额。这一改革促进了大学经费来源的多样化，同步提升了大学和企业开展原始科技创新的能力，但也使大学教职工面临更大的经费压力。文部科学省的报告指出，日本研究经费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持续削减基础经费，使基于基础经费与竞争性经费支持的大学教育与研究的“双支持体系”陷入困境。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教师中认为“基础研究经费不足”的比例最高，认为“竞争性经费、外部研究资金获得困难”的占比居第二，高达56.1%的教师认为“研究经费不足”制约研究活动。

　　其次，影响科研发展的均衡性与多元化。“选择与集中”型科技政策的推进导致科研资源与经费向实力强大的国立大学聚集。以旧帝国大学为首的第一梯队因具有一流的科研资源与良好的研究实绩，可以通过广泛的竞争性资金弥补常规经费的减少，但常规经费的削减直接冲击了地方大学的运营和研究，使其陷入研究成果减少、获取竞争性资金能力降低的恶性循环。2020年，占据竞争资金核心的科学研究费补助金，60%以上被分配给了国立大学。研究人员为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往往集中于实力较强的大学，降低了其向地方性大学等流动的可能。而且，由于申请竞争性研究资金依靠成果积累，同一大学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产出成果的速度不同，这也使其申请到竞争性资金的难度存在差别，进一步导致不同学科的发展差距。此外，由于21世纪以来日本科技政策逐渐被纳入重视生产率的经济政策之中，日本制定机构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CSTI）也由以学术界人员为主转变为以产业界人员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科技资源向应用研究倾斜而忽视了基础研究。竞争性资金制度的强化使科研人员为迅速提升业绩，更倾向选择短期内可预见产生成果的研究主题，对于未受到关注的突破性研究的探索意愿减弱，“短期性”特点也使日本科研机构难以长期稳定地推进研究计划、建立研究体制和基础设施建设。

　　部分传统社会习惯以及研究内向化、保守化倾向等，也不利于日本科研竞争力的提升。

　　首先，年功序列、男外女内等传统社会习惯不利于科技人才流动与成长。年功序列制导致青年人才待遇偏低且缺乏话语权。以大数据科学为代表的高级计算机人才在选择职业时倾向于超越国界限制，选择待遇高、有趣且能实现自身价值的企业，但与中美等国相比，日本相关企业提供的薪资存在一定差距。尽管近年来日本企业招聘博士人才的数量增加，但在其研究岗位中博士人才占比不高，新招聘的博士也可能被安排进入行政等部门工作。另一方面，日本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阻碍女性科研人员成长。21世纪以来，日本女性研究者数量持续增加，2020年度达到16.63万人，但其占全体研究者的比例仅为17.5%，在OECD成员国中处于最低水平，美英等科研强国的这一比例通常在30%以上。多数女性研究者认为“家庭与事业难以兼顾”“育儿期后很难重返工作岗位”。尽管日本已在“特别研究员事业”中支持因分娩或育儿中断后返回研究的人员，但2021年这方面的预算仅为9.3亿日元，仅有1/4的申请人可以享受到相应的制度福利。

　　其次，研究内向化、保守化或限制日本国际科研合作。尽管日本不断出台政策支持人才赴海外交流，但其青年人才海外交流的意向并不积极，且交流时限较短，难以在海外建立稳定的科研合作关系。21世纪以来，日本向海外派遣的短期研究者人数趋于增加，但中长期项目研究者人数在2000至2007年呈减少趋势，2008年以后基本维持在4000～5000人左右，日本接收的中长期项目的海外研究者人数也维持在每年12000～15000人之间。新冠疫情暴发后，日本向海外派出研究者和接收海外研究者的人数明显减少。在各国争抢人才的背景下，日本的人才吸引力也并不强。根据2019年OECD发布的人才吸引力指数，日本对高学历人才、国际学生的吸引力指数分列第25、24位，低于所统计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日本国内研究人员“走出去”及国外高学历人才“引进来”均不乐观。此外，近年来为防范技术外流，日本通过修订《外汇外贸法》及配套法令不断强化出口管制，针对重点科研机构，日本政府以“轻重结合”“预防为先”为原则，要求研究人员等遵守《外汇外贸法》安全贸易管理规定。2008年，经济产业省制定了《有关安全保障贸易敏感技术管理指南（大学、研究机构用）》，明确指出科研机构在技术提供及货物出口方面须履行的审查程序，以及开展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等的注意事项。为确保科研机构内部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日本政府每年召开说明会，并派遣专家赴大学等进行实践指导。此外，日本出台的《综合创新战略》《科技创新基本计划》等也明确强化对技术外流的防范和对科研机构对外合作的管理。但从技术全球化的客观现实和科技转移特性来看，凭借政治力量设置障碍管控技术扩散只能延缓并不能阻碍技术溢出，如果过度管控，对正常研发合作造成不必要干扰，反而不利于科研竞争力的提升。

　　随着日本各界对提升科研能力的关注和讨论日趋高涨，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旨在破除束缚日本科研发展的桎梏，支援建立有利于研究力提升的科研体系，2019年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制定了“提升研究力改革2019”计划；2020年1月，日本综合科技创新会议又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强化研究力·支援年轻学者综合计划”。从日本政府制定的相关计划与文件来看，多次强调增强研究力的关键在于人才、资金与环境，施策重点也围绕这3个方面部署与实施。

　　首先，形成良性循环的人才培养机制是日本政府加强青年人才培养的重要措施，主要目的在于增加青年人才学术研究的意愿，缓解研究后备人才不足。一是增强对博士研究生的资金支持，建立多领域、多层级的奖学金制度，减免研究生学费以及活用大学基金等。除各大学设置的内部奖学金外，还包括特别研究员、卓越研究生院项目等文部科学省的支援项目和灵活运用企业等民间团体的外部资金。二是改善博士人才的就业环境。日本政府加强促进年轻研究者在科研机构就业，也为其在产业界等其他领域提供职业选择，促进人才培养领域的产学合作。日本第6期《科技创新基本计划》规定将长期带薪实习纳入博士后期课程中，为企业和大学的青年研究人员创造交流和匹配机制，同时也为应聘公务员和企业的博士提高待遇进行调查和讨论。而为及时了解对博士生的雇佣、待遇等情况，日本政府定期实施《博士人才追踪调查》并发布报告。日本政府针对鼓励研究生进入博士阶段学习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不断加强，但在少子老龄化加剧、年轻人生活压力增大的背景下，这一政策的施行效果有待观察。

　　其次，促进研究队伍的国际化。一是加强对本国研究人才的国际化培养。2012年起日本政府开始对大学的国际化教育进行重点扶持。以“全球化人才培养推进事业”为代表，文部科学省加大对全球化人才的培养力度，着力从课程国际化、教职人员国际化等方面推进大学教育教学国际化改革。此外，日本政府为青年研究者提供多样海外交流支援，支援青年研究者在海外获得科研职位成为其施策重点之一。2022年日本启动“青年学者进入国际人才循环的新流动模式”项目，支援青年研究者以受雇为首席研究员等形式在海外担任博士后或特任助教等职务，以进一步拓展研究者的海外研究资源，提升日本科研活动的国际影响。二是吸引外国研究者赴日工作。留学生年龄层小、受教育程度高、社会融入成本低是人才引入的理想对象，2008年日本政府提出“留学生30万人计划”，计划至2020年接收30万留学生赴日学习交流，截至2019年5月，赴日留学生人数约为31.2万，提前完成了设定目标。而为促进占比最高的亚洲留学生在日交流与就业，2007—2012年文部科学省实施了“亚洲人才资金构想”项目，通过校企联合为亚洲优秀留学生顺利进入日企工作提供系统支援。在新冠疫情对全球人员流动带来消极影响的情况下，依赖信息技术的交流在各领域迅速发展，日本政府与研究界开始反思数字化发展迟滞对学术研究产生的影响，在加强数字化、智能化研究设施打造的同时，支援大学等研究机构通过线上会议等方式维持和强化国际研究网络。

　　再次，促进女性研究者的活跃。2006年起文部科学省设立“支援培养女性研究者模式”“女性研究者研究活动支援事业”等系列项目，在研究环境、录用、培养等方面对女性参与研究事业给予保障。2011年日本自然科学领域女性研究者的录取比例已达到25%，第5期《科技基本计划》再次提高了这一目标值，自然科学系为30%、理学系为20%、农学系为30%等。2022年岸田内阁再次提出将大学中女性研究者的比例从2021年的副教授26.1%、教授等18.2%，分别提高至2025年的30%和23%。此外，相应配套政策也在加强。2015年，日本颁布了《女性活跃推进法》，规定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和一般事业主等有推进女性活跃的责任和义务。日本政府制定“多样性研究环境实现计划”“平衡工作与育儿支援方针”等措施，鼓励各机构重新评估工作方法，将研究工作与女性育儿生活相平衡。理化学研究所、名古屋大学等研究机构相继在研究室或校内建设托儿设施，甚至雇佣专业人员看管幼儿。在一系列支援措施的刺激下，日本女性研究者比重一直呈上升态势，截至2021年为止，日本女性研究者数增至16.6万人，40年间增加了6.4倍。

　　首先，确保基础资金与竞争性资金的合理分配。近年，日本政府一直以确立竞争性资金制度为核心采取各种举措，但发表论文数量和被引用率的国际占比下降，又使各界不得不重新审视增加竞争性资金比重的有效性。2012年，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在报告中首次提到研究经费制度改革问题，指出鉴于日本论文指标下降的现状，需要重新分析以科研经费为代表的竞争性资金的有效性，综合验证竞争性资金的制度设计。这一提议在2013年版的《科技创新综合战略》（以下简称《综合战略》）中得到了体现，将重建竞争性资金制度作为重点措施。2014年版《综合战略》更为明确地提出从研究资金的分配方面着手研究资金制度的改革，使日本的创新系统有效地发挥作用。作为竞争性资金制度的核心管理机构，2014年文部科学省在报告中强调基础科研经费的重要性，并提出进行科研经费改革，在确保基础研究经费的同时设计竞争性资金的规模和目标，以达到平衡各类大学申请的效果。学界组织也相继提出建议，指出提高对研究的长期投资效果将使日本的研究力得到强化，提出应寻求基础经费、科研费、战略竞争性项目研究资金的优化组合。基础经费与竞争性经费的分配成为日本科技计划与经费改革的焦点，合理分配竞争性经费、加强保障基础经费已成为日本学界共识。在第6期《科技基本计划》中，各相关省厅明确了改革的具体方向，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的资金保障倾向进一步加强。

　　其次，强化资金政策引导性和保障性特质。为改善阻碍研究力提升的结构性因素制约，日本政府通过经费倾斜来保障处于困境中的研究者与研究环境。研究者的倾斜重点是青年和女性研究人员。为保证青年人才研究的自主性，2019年起日本政府对青年研究者提供每年700万日元、可长达10年的支援，以使其可以长期致力于挑战性研究。此外，日本政府致力促进国立大学制定中长期人事计划向博士后研究者倾斜分配经费，支援被项目雇佣的青年研究者扩大自发研究活动、促进研究设备的更新和共享等。对女性研究者的资金倾斜集中于支援育儿需求：2003年，学术振兴会在“特别研究员”项目中提出实行因生产和育儿而暂时中断或延长业务的相关举措；在研究费补助金方面，保障因育儿中断研究的女性研究者在一年内再次开始研究；2006至2012年，文部科学省实施了“构建女性研究者支援模式”项目，以女性研究者工作的大学、科研机构为支持对象，申请成功的机构可在2年内获得一亿日元以下的资金支持；2011年文部科学省提出了“女性研究者活动支援”项目，分为一般型和据点型两类，分别为女性研究者工作的机构和大学实施为期3年的资金支持，完善支援女性工作者的配套活动和设施。系列项目的推进卓有成效，在“女性研究者活动支援”项目中，一般型项目实施的6年间，女性研究者增加的比例达到33.2%，项目支援单位的增长比例远高于日本全国平均值。

　　首先，减少软性政策和硬性设施对科研活动的干扰。针对资金申请手续繁杂、消耗研究者大量精力等弊病，2020年日本政府将竞争性资金和其他公募型研究费统一为竞争性研究费，促进申请流程的数字化和快速化；2021年4月起，日本政府致力于改善9个府县116项研究费的行政手续。为使研究资金的使用形式更加灵活，2020年文部科学省开始实施买断制度（buy out），允许研究者在其所属机构同意的情况下将研究经费用于研究活动之外。通过这项制度，资金获得者可在课业压力与研究活动产生矛盾时，雇佣合同制研究者代理相关课程，保证科研项目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对年轻研究者的活用与培养。

　　在研究设备方面，日本政府加强对竞争性经费购置设备的官产学共用化引导。获得资金支持的大学，通过公开经费使用细则等共用设备的内容和成果来达到政策实行和监督效果。对于尖端大型研究设施，政府依据《促进共用特定尖端大型研究设施法》，对产学官利用尖端设施的体系构建和技术开发进行支援，不断加强对大型同步辐射光源SPring-8、超级计算机“富岳”等尖端设备共用体系的建设。为适应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研究数字化、远程化、智能化特点，日本政府将构建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视为必要举措。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研究活动受限的情况下，共用研究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凸显。日本“综合革新战略2020”提出，要灵活运用AI、机器人技术实现实验自动化和智能化，推进使用网络远程操控研究设施并实现分析。日本科技学术政策研究所倡议使用“代理测定”的形式，由专业技术人员代替研究者进行实验试制和测定，以缓解新冠疫情对研究者使用设备的影响。

　　其次，打造国际化研究环境。为吸引海外人才赴日学习、工作，促进良性国际智力循环，2007年文部科学省开启旨在打造以高水平研究人员为核心的“世界顶级研究据点项目”（WPI）。该项目要求研究据点要具备世界最高研究水平、创造融合领域、实现国际研究环境、研究组织改革等条件。为达成这一目标，包含大学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产业界及知名国际学者在内的项目委员会负责据点资格审查和追踪评价。为克服日本因地缘、文化等因素带来的研究环境国际化短板，在审定资格中规定，据点研究者中需有30%以上为外籍研究者，所有事务工作和支援体系都以英语为标准语言。截至2021年共相继设立14个据点，为日本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打造国际化研究环境以及促进产学研融合带来一定积极效果。而为改善国际合作论文数量低、国际引用率低等现象，日本政府加大对第三层级国际合作支援力度。这里的第三层次国际合作是指两个国家的基金机构协作支持国际共同研究。日本科技振兴机构开展了“Topo-Q International Network”“GP-Write”等参与国际尖端研究体系的科技战略。通过参与国际战略项目培养年轻人才，并为日本技术向海外推广创造契机，更重要的是使日本深度参与国际尖端研究领域的规则制定和体系构建中来。

　　再次，加强“司令塔”功能，强化科技创新管理职能。科技政策管理部门的职能强化是日本中央省厅改革中内阁主导趋势加强的产物。2001年，日本中央省厅进行了大规模机构改革，在内阁府中设置了5个由总理大臣和内阁官房长官作为议长，由相关大臣和有识之士组成的重要政策相关会议，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即为其中之一。相较于此前的咨询和协调职能，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的地位、职能范围都大大提升。安倍内阁第二次执政后，将科技革新作为安倍经济学的支柱内容之一。2013年，安倍晋三在施政演说中表示要将日本打造成为全球最适合创新的国家，而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就是“司令塔”；6月安倍内阁正式推出日本再兴战略，提出废除省厅垂直分配，在经费预算、事务运营、成果评价等方面强化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的主导作用，将政策资源集中投入战略领域。2014年，根据《内阁府设置法部分修正案》，综合科学技术会议推动创新活动的职能被强调，改组为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制定科技基本计划、科技经费等业务也从文部科学省移交至内阁府。

　　而随着科技创新政策中“司令塔”职能的不断加强，内阁府内宇宙政策委员会、信息通信政策监等机构与职位竞相设立，由此带来的对科技预算的把控以及对SIP、ImPACT等研究开发项目的制定，对引导日本科技政策走向，调配、集中资源进行重点领域研发起到了显著效果。但众多本部机构在短时间内大批设立，也使机构间信息交换滞后、组织协作不畅、机构职能重复等问题备受诟病，对于内阁行政简约化、向相关省厅移交权力的呼吁也逐渐出现。

　　基于Web of Science、InCites等数据库的论文相关指标，通过对日本科研发展困境的具体表现、形成原因以及日本政府的政策趋向等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21世纪以来，日本科研竞争力发展陷入困境，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从国际比较看，日本科研产出的数量和质量表现不佳；二是日本在热门研究领域及小岛型研究领域的参与度下滑，或将导致其科研创新力及科研领域多样性发展不理想；三是日本国际科研合作的存在感减弱，不仅在国际论文合作对象中排名下滑，其国际合作论文数量也已被其他科研大国赶超。

　　第二，日本科研发展困境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一是确保科研产出的基本要素不足，包括研究人员的数量增速放缓、科研时间与经费不足等；二是以“选择与集中”为代表的科技政策显现副作用，随着政策推进，不仅使科研人员面临更大的经费压力，也使科研发展的均衡性与多元化受到冲击；三是日本的部分传统社会习惯以及研究的内向化、保守化倾向等也对科研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一定抑制作用。

　　第三，面对日本科研发展困境，日本政府不断探索破解举措。重点围绕人才、资金与环境等方面推进政策改革。为改革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着重推进建立良性循环的人才培养机制，促进研究队伍的国际化，并着力推进女性研究者的学术活跃；为优化资金分配体系，政府协调基础资金与竞争性资金的合理分配，并强化资金政策的引导性和保障性特质；为确保良好的研究环境，政府致力于减少软性政策和硬性设施对科研活动的干扰，进一步加强对国际化研究环境的打造，与此同时，加强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的“司令塔”功能，强化科技创新的管理职能。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日本科研发展的困境更多是基于与其科研高速发展阶段以及国际科研大国发展增速相比较的结果。由于日本社会强烈的危机意识，其国内对于日本科研发展衰退的讨论趋于热烈，但从科研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尽管日本科研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但其科研实力稳步提升，日本仍然是实力强劲的科研大国，在医学、物理学等领域的先进成果仍被世界各国所瞩目、借鉴。

　　第四，对于中国而言，目前正处于科研发展的高速增长阶段，多项论文相关指标的国际排名位列前茅，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科研发展已经超过日本，长期以来，日本积累的雄厚科研基础与产学研支撑体系使其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保持科研强国地位。而作为经历过科研高速发展时期的世界科研强国，日本的发展经验将为中国科研发展提供重要参照，制约日本科研发展的因素也应成为中国科研发展历程中防范困境的规避重点。日本在反思与探索中出现的政策调试趋向及其施行效果，也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与借鉴。

　　作者：邓美薇1、毕亚娜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2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项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研究”（2019ZDGH）；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第四次产业革命背景下中日科技创新合作研究”（2021YQNQD0068）；深圳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项目“大国竞争背景下美日科技联盟的现状、困境与展望”（4）bob半岛在线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