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学术期刊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使命担当

　　学术期刊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旗阵，肩负着引领方向、传播思想、促进交流的重要职责。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包括学者、期刊编辑、读者在内的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努力，其中尤其需要发挥期刊的战略布局力、编辑的组织策划力。本期邀请三位社会学界的学者型编辑，从不同角度探讨“学术期刊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使命担当”，以期更大程度凝聚共识，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力量。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既要对中国社会学以往的学理积累进行回溯梳理，也要对社会学的新探索、新进展保持开放态度。自2022年下半年以来，有明确“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提法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在学术期刊上。但这一议题并不是全新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学理积累。与此高度相关的议题，如社会学的本土化/中国化，中国社会学的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实践自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等，这些议题相互交织、紧密关联，相关学理探讨已形成较为丰厚的研究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学者对相关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视角更加开阔，体现了新时代社会学者对学术主体性、民族性的深刻思考和认同，也反映了社会学学术话语从配合国家战略需要的高度对政治话语的主动回应。本文以《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13年以来转载的相关议题论文为基础，对其研究成果择其要点作挂一漏万的概述。

　　先说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议题。这一议题自民国时期起就伴随社会学发展而不断掀起讨论热潮。《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围绕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议题，自2013年以来转载了40余篇文章，其分析维度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个方面。其一，对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本质内涵的分析，主要体现在学者基于各自研究框架对“本土化”进行的类型或维度划分。例如，谢立中提出的四类型说：“对象转换型”“补充修正创新型”“理论替代型”和“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谢宇的三角度说：“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和“范式本土化”；等等。近年来，学者对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探讨已深入到“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层面，显示出社会学者较之以往更加深入的自觉意识和更加坚定的主体性。其二，对社会学中国化脉络的详尽梳理和查漏补缺，如周晓虹分三个时期讨论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社会学本土化的基本历程，指出学者的核心争议直接关涉知识的跨境效度问题，以及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从本土特质迈向国际视野是这场学术运动的最后归宿。在对社会学史的考察中，一些学者特别关注那些缺少中国化提法，但在具体实践中为社会学注入了中国理解和阐释的学者的学术成果及其意义。例如，何祎金梳理了从反抗封建政治的社会调查到重塑现代中国，再从通过社会调查寻求民族出路、建设现代国家到中国社会学者生产自己的“中国主义”这一广义的中国化进程；岳永逸探讨了燕京大学社会学本土化历程中的三个重要面相——德型、社区与文化，以及容易被人忽视的厚重的民俗学基底；等等。其三，回顾和理解不同国家的社会学发展历程，将其与中国社会学进行比较，使中国社会学可以进一步探讨他山之石有何优劣，以利攻玉。如郑作彧探讨德国经验的去美国化效应；吴晓黎探讨印度社会学本土化实践中的理论化探索；王苍龙探讨英国社会学本土化历程的“反量化”取向和“通识学科”定位；等等。其四，围绕某一学术概念、研究方法或重大现实议题，对其本土化路径进行探讨。例如，周飞舟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提出可以从行动伦理层面切入；李淼倡导建构源于本土情境与思维的质性研究方法；郑杭生、邵占鹏探讨如何让治理理论突破其历史语境与理论根基的西方特殊性，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治理实践，并从本土化走向国际化；等等。

　　近些年来，学者对社会学的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实践自觉，中国特色社会学“三大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等议题的探讨也不断走向扩展和深入。例如，李荣山扩展了“文化自觉”的分析维度，认为其内在包含着文明比较维度，中国文明能够为世界贡献一种真正和而不同的普遍主义；冯仕政对“实践自觉”进行了发展，认为未来学科建设需要以服务实践为方向、以扎根实践为方法，积极回应时代呼声，不断提高中国社会学的科学性和人民性；李友梅提出以人民性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统筹融通学术性话语、政策性话语、社会性话语之间的关系；李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性，以政治自觉引领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虽然没有“本土化”“中国特色”等这样明确的提法，但也从传统文化资源或当代实践出发，挖掘深层文化结构，探究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底层逻辑和文化根基。如成伯清对心性、人伦与秩序的论述；景天魁对群学相态的研究；肖瑛提出以家为方法构建中国社会理论；等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基于对中国当前有代表性的具体经验阐释，在趋于中观层面上，凝练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和生发本土知识体系的重要概念和理论观点。例如，付伟关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家庭经营及其精神动力；向静林、艾云提出“数实相融”的新型治理情境下多层级政府出现“上下共治”的新治理模式；李阿琳探索中国特色的公共空间特征及其中蕴含的国家与个人间的关系；等等。这些研究体现了学者们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经验探索与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的追求相结合的自觉意识。

　　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有关“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议题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两年来，相关论文对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历程和阶段特征进行了重新梳理，总结了已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不足，并从宏观总体性视角论述了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价值取向、方法论原则、分析范式、学科建设基本框架、发展路径、学科观念等。特别是进入2024年，相关论文关注的议题从宏观层面逐渐趋向中观层面，或聚焦某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议题为中心，基于中国经验进行理论建模，与其他国家的经验叙述进行比较，如中国式养老、新型城镇化的新议题、中国特色社会政策理念与实践等；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某一方面入手，深入挖掘和阐释，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中国文化中的实践智慧充实现代人的心灵秩序，为中国现代化实践提供借鉴，如对仁、义、礼的道德框架的分析。可以看出，学者围绕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这一议题的探讨延续和发展了以往相关议题的分析路径。而较之以往，相关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以凝练新的标识性概念和范畴作为共识性抓手，多家期刊都以“标识性概念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栏目名，所推出的标识性概念有“推”“文质论”“生产型治理”“新发展社会学”“社会学融通主义”等。另一个突出亮点是以坚持文化主体性为前提深化世界视野，对西方世界及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论话语、经验叙述进行比较、批判和吸收，并进一步提出“以中释外”，探索中国思想的普遍性，在具体经验研究中通过对话与欧美论述形成互补，从而建构以理服人的中国自主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

　　现有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这也正是未来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关注的方向。首先，就学科整体而言，现有的学理发展形态主要呈现为发散式、多元化特征，这难免会限制社会学整体的理论解释力。这其实是中西社会学普遍存在的问题。建构总体性、融通性、原创性、时代化、具有中国特色和学科特色的“大理论”体系，对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刻内涵和发展趋势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具体经验也具有一定的解释潜力，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时代使命对社会学者提出的更高要求。这绝非易事，但并非没有抓手，前文提到的学理积累和最新进展，如新的标识性概念、新的研究范畴和理论观点，可以以此为基础，通过学科共同体内外不断地交流借鉴、批评争论，实现融通发展，先建构起“大理论”的骨架，进而不断充实血肉，实现体系化。

　　其次，现有相关议题的研究大多是资深社会学家在宏观层面的论述，而由青年学者以经验探索为基础所做的偏中微观层面的研究并不多见。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应是每位社会学者植根于心的信念，或者说是一种体现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取向。对一些青年学者来说，这种价值取向尚未完全内化于心，即便其经验探索就是基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但其经验叙事方式和理论分析范式仍具有明显西化的特征，缺少与中国社会底蕴的适配性。青年学者需要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体认中国社会的发展脉动，在其间根植和强化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在国内和国外纷繁复杂的经验现象中捕捉新材料和新证据，从其擅长的研究方向入手，“小切口”着眼，以小见大，在学理层面探索地方化的小情境与大社会之间的关联，更好认识中国社会发展变迁某一方面的特征和趋势，同样能为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学术期刊建设是知识生产的关键环节。因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推进离不开学术期刊这一重要抓手，不仅可以由此直接推动话语体系的构建，也须由此引导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发展。在知识的生产中，学术期刊既要激发争鸣，又要促成共鸣。只有激发争鸣，才能打破固化的知识结构、突破既存的思维范式，让知识体系不断更新迭代，形成注重创新的知识生产氛围；同样，只有促成共鸣，才能让具有新意的分析、结论一呼百应，进而发展成标识性概念，回应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争鸣与共鸣具有内在的关联，两者间的往复实际上构成了知识不断生成、学科不断向前迈进的过程。但若置于具体的情境中，争鸣与共鸣又存有张力，尤其落到学术期刊具体的评审流程中，如何设置评价的标准、又朝向怎样的方向来完善稿件，是强调创新性的构建，还是强调共识的凝聚，会存在无法完全统一的情况。因此，在当前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争鸣与共鸣的关系是学术期刊建设的重点和难点。

　　那么，面对既要激发争鸣，又要促成共鸣的时代背景，学术期刊应当如何开展建设？

　　首先，必须充分把握“三大体系”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联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统一的，也是连通的。学术体系建设中的关键在于学科制度的形成，在学科边界的形成中明确自身的研究对象、内容，并与其他学科相互借鉴、形成合力，共同解决时代命题。学术体系则以“人”为承载，不论是学术人才的培育，还是学术共同体的造就，都是让知识得以“活”起来的纽带。而话语体系则是知识的表征。三者相互支撑，相互融合。与此相对应，表面上看，期刊只是话语的载体，但期刊实则将学科、学术、话语联系了起来，从对学者写作、选题的影响，到稿件具体流程中“评”与“改”的互动，再到最后的发表，分别映照了学科制度建设、将学者与学界相联的学术共同体交流、知识话语的表现。因此，学术期刊的建设不能只从对知识话语的激发、引导、把控入手，而是将对“制度”和“人”的影响也纳入其中。

　　其次，必须连贯看待争鸣与共鸣，甄别“真”的争鸣，促进“真”的共鸣。在当前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中，学者参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意识普遍较强，并不缺少概念的创造，也不乏尝试进行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提炼，但存在争论的情况较多、能够拓展出有影响力的概念较少。因此，学术期刊建设应当充分发挥桥梁的作用，在稿件的评价、编辑过程中，让作者、评审专家、编辑部充分交流，从而一方面让具有创新的概念和理论经得起推敲，在批评中愈益完善，成为“真”的——能够引发一呼百应、迈向共鸣——争鸣；另一方面，也让意在凝聚共识的作品具有省思精神、具有延展的空间，成为“真”的——扩大影响力、蕴含争鸣的可能性——共鸣，而不是人云亦云、“口水化”的论述。

　　BOB·体育综合APP下载

　　最后，必须在学术期刊之间建立交流平台，共同进行有效、有序的探索。这主要包含了三个面向。其一，在审核的方式方法上，尽管各个学术期刊结合自身的办刊节奏和特色，具有自身的特点，但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标准化的体系，从而在面向学界时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和误解。其二，应当搭建共同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平台，尤其是围绕热点议题的讨论、专栏的设置，可以相互形成呼应，在争鸣中促进共鸣的生成。其三，在与当前学科发展、学术培养体系的联动上，应当加强面向中青年学者群体的交流，比如开展相应的学术研讨、研究工作坊等，在联动“三大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支撑性的作用。

　　2016年5月17日，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习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指出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习的回信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了殷切期望，编辑人员肩负重任。2022年，习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成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持续关注的学科发展问题。

　　党和国家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新方向，学术期刊被赋予新使命，期刊编辑亦被寄予厚望。在当前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新征程中，学术期刊和编辑应发挥怎样的作用？笔者拟结合自己从事社会学专业期刊编辑工作的经验，谈一些思考与体会。具体而言，下文将探讨如下三个问题：如何理解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学术期刊在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过程中如何发挥引领作用？期刊编辑该怎么做？

　　对期刊编辑来说，“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不只是一个学术概念，还有具体的实务指向。在选稿、用稿过程中，到底哪些文章属于“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选题，这不仅是作者和读者关注的问题，更是期刊编辑在日常工作中直接面临的工作难题。对此，稿件讨论的议题能否被纳入“知识”的范畴是其中一项主要的判断标准。一般而言，知识包括道德信仰、意识形态、观念、思想范畴、哲学、宗教信仰、社会规范、实证科学、技术等表现形式。根据这一定义，似乎那些理论性的或思想性的研究会更符合“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选题。这主要是按研究对象进行划分，但在笔者看来，我们的选题思路可以更为宽广。

　　“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选题其实不只是关乎“知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都有可能符合这一专题的选题要求。选题的关键更在于研究是否体现“中国自主”。事实上，倘若一项社会学研究试图探讨中国的经验实践、理论概念或思想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合乎中国实际的理论解释，这样的研究成果就很能贴合“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选题。近期引起学界热烈讨论的“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议题便是其中的重要选题方向之一。遗憾的是，目前在这些选题方向上能够达到“经验与理论并重”这一学术标准的好文章、大文章并不多见。

　　“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研究不应是就“知识”而谈“知识”。习曾提出，希望广大理论工作者“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论何种选题，这都是一项好研究的基本要求。社会学历来注重理论与经验相结合，如果能够基于中国的经验事实，提炼和总结出具有一般性意义的概念、命题或理论，这不失为“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一项优秀成果。《社会学研究》在选稿、用稿时同样强调理论与经验并重，一直秉持“在翔实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的基本标准，这里的“翔实”指经验材料丰富、论证扎实，“创新”则更多强调稿件在理论观点上相对于已有研究有所突破。

　　在类似“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这样的专题建设过程中，学术期刊往往被期待发挥引领作用。从现有的办刊实践来看，期刊通常有以下两种“引领”方式：组建专栏或举办专题研讨会。在组建专栏方面，国内一些社会学专业期刊开设了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相关专栏，如《社会》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笔谈”，《社会学评论》的“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社会发展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等。此外，《社会学研究》在2024年连续三期组发“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文化传承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国经验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论文，同时于4月举办以“文化传承发展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主题的年度论坛。可见，学术期刊通过不同方式积极引领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学术讨论。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上述两种引领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专栏的组建并不容易，仅靠自由来稿很难稳定地组成专栏文章。假如通过约稿的方式来组稿，同样会存在稿源不确定的问题，如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作者来写专题文章，或写出来的稿件达不到发表水平。另一方面，筹办会议是一项耗费大量精力的工作。因此，学术期刊还需进一步探索更为行之有效的引领方式。

　　笔者认为，搭建多方交流平台应成为期刊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的努力方向。“多方”至少包括作者、读者和编者。《社会学研究》在这方面已有一些尝试。例如，通过开展“社研大家谈”活动，为专家学者、广大读者和编辑提供一个交流学术观点的平台；创新《社会学研究》年度论坛的形式，在2024年增设专题研讨和期刊高质量发展研讨会环节，邀请作者分享前沿研究，与期刊编辑共同讨论学术期刊服务于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方式方法。未来，我们还可以进行形式与内容上的创新，邀请作者、外审专家、编辑和读者四方一起对谈，共同探讨什么样的研究才是契合“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这一主题的好研究。

　　在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过程中，编辑担当重要角色。从选稿、用稿，到编辑加工，再到刊发出版，编辑深度参与知识生产的过程。在他人眼中，编辑是知识传播的“看门人”，似乎掌握一定的“权力”。但事实上，编辑在更多时候感受到的是压力。一方面，在当前的办刊环境下，编辑所面临的规范要求愈发严格。2024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人员廉洁从业行为规范》，提出“十大严禁”，强化对院属学术期刊、出版社、网站等各类编辑人员的廉洁管理监督。“十大严禁”一经发布，在期刊界便引起广泛关注，部分期刊甚至参考“十大严禁”的要求拟定了自己的制度规范。另一方面，编辑又不能被动等待作者投稿，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寻找优质稿源，如积极听会、适度约稿、主动追踪作者的写作过程，而这些“主动出击”的策略又必须在合乎规范的前提下进行，这对每一名编辑而言都是要慎重对待的职业要求。

　　那么，面对这样的从业环境，编辑可以怎么做？笔者在此提出两点思考。一是坚持把好学术质量关。不论学术场域和办刊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稿件质量始终是学术期刊的生命线，编辑始终要以质量作为取舍稿件的首要标准。《社会学研究》的投稿指南里有一条就写到，“本刊取舍稿件唯以学术为标尺并实行匿名评审稿件制度及三审定稿制”，这不仅是编辑部对作者的声明和保证，更是编辑部编辑对自身的严格要求，稿件的学术质量永远摆在编辑办刊工作的第一位。二是在职责范围内积极参与知识生产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编辑主要参与的是稿件的后期加工，这其实已是知识生产的中后端。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假若编辑能够积极介入知识生产的前端，从选题阶段就开始与作者保持沟通交流，从编辑的角度提供意见，共同推进优秀学术作品的产生，这对于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而言未尝不是一条可以探索的路径。

　　总之，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任重道远。在此过程中，学术期刊应始终坚守学术公器的定位，打造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期刊编辑须扮演好服务者、把关者、引领者的角色，推动优秀学术成果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