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26年前访谈：杨振宁纵论科技精英下海

　　BOB·体育综合APP下载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把我从梦中惊醒。睁开睡眼一看，才凌晨5点！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秘书，从北京把越洋电话打到我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家里，布置了一项紧急采访任务。那是1995年9月下旬的一天。

　　原来，宋健刚刚从国内一家都市报纸上看到一则短消息，大意是杨振宁鼓励一部分科研人员下海经商。当时，这可是有争议的话题。在那个特定年代，宋健作为中国科技界的掌门人，当然对此有着浓厚兴趣，并且愿闻其详。

　　然后，就有了这通电话。再然后，我便有了机缘，去拜会心仪已久的理论物理学大师杨振宁。

　　几经周折，我终于拨通了杨振宁的电话。首先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我是中国《科技日报》驻联合国首席记者……”“既然你是中国记者，那我们说中文好了。”一句爽快话，顿时让我有了亲近感。

　　他查了日程后，很快和我约定采访时间。刚想说再见，忽听他问我：“你知道怎么来我办公室吗？”上世纪90年代，可没有现在的“发位置”一说。我本来打算查地图的，但他详细告诉我行车路线。还不放心，连哪个地方容易走错都交待得一清二楚。放下电话时，一位传说中的人物对我来说，仿佛熟悉得就像一位知根知底的老伯。

　　如约而至的访谈持续了近三个小时，非常成功。时过境迁，中国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科技发展短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在那个相当多国人还在为温饱而挣扎的历史时期，杨振宁强调全力发展经济，“只有经济获得发展才能确保基础性研究、有关国家长远利益的应用研究、高技术研究以及重大科技攻关活动顺利进行。”

　　而他2003年回国定居后，随着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加，又开始为加强基础研究而不遗余力地整合资源，奔走呼号，建言献策。着力点的改变，恰恰反映出杨振宁一以贯之的认识和理念。他在这次访谈中关于“基础研究，发展研究和商品研究”的精辟论述，今天看来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殷殷爱国之忱昭然若揭，拳拳报国之志溢于言表！9月22日下午，“庆祝杨振宁百岁华诞”大会在清华大学举行。尔后有感，我发布了“”（点蓝字看文章）一文。翁帆女士读后，通过友人向我表示感谢。我却有一种悲凉感。不过是为杨翁夫妇说了几句公道话，反映的也仅仅是所有善良人的共同价值观，何需感谢？只能说明这样的声音太微弱，舆论环境太恶劣！

　　去年，“该不该责骂一些网民”曾引发热议。其实，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责骂解决不了问题，公众需要启蒙！我想告诉那些喷子，爱国绝不仅有“邓稼先模式”。郁达夫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珍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好在，这些人虽然数量不少，但终究代表不了我们的民族！

　　10月1日是国庆日，也是杨振宁100岁的正日子。与国同庆，恰为美谈。我翻出了26年前的旧作“杨振宁纵论科技精英下海”。原载于1995年10月12日《科技日报》的这篇报道，荣获中国国际新闻奖（后并入中国新闻奖）。阡陌红尘，弹指瞬间；不胜唏嘘，无限感慨。附以此文，权当给杨振宁先生贺寿。

　　早在中美关系乍暖还寒的1971年夏天，杨振宁博士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既熟悉又陌生、已阔别26载的故土———比基辛格秘密访华仅晚一星期，比尼克松访华则早了半年！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是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位美籍华裔著名学者。从那时起，杨振宁便以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和相互了解为己任，不遗余力地推动两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虽然身在海外，但他心系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每每献计献策，为中国走向富强昌盛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1995年9月28日下午，记者如约前往位于长岛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拜访了这位世界级的理论物理学大师。73岁高龄的杨振宁博士在办公室里，精神矍铄地阐述了他关于中国科技工作者“下海”经商的看法。

　　杨振宁指出，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准备应对下个世纪以高技术较量为核心内容的综合国力竞争。纵观最近20年的国际市场，每隔几年就有一种代表明天工业发展方向的“主干”产品问世，如个人计算机、大哥大、高清晰度电视等等。可以预言，今后的国际市场逐鹿将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智力密集型工业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这一发展主要是以中低技术为支撑，而中低技术难以使经济长期保持成长势头。因此，高技术是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命运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忧患意识，丝毫不能为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所迷惑。

　　在高技术商品竞争中，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决定因素在于人。杨振宁认为，中国现在迫切需要大批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的科技人才“下海”，更加有效地参与经济建设。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一项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千千万万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从事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事业，开发出能够在国际高技术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产品，中国才有希望，他们自己也才更有前途。只有经济获得发展才能确保基础性研究、有关国家长远利益的应用研究、高技术研究以及重大科技攻关活动顺利进行；只有与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科学技术才能逐渐进入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事实上，在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持上，今天的中国与10年前相比已经大不相同。比如，过去人们要申请到各地开学术会议的经费十分困难，现在就比较容易了。即使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用于开会的钱还是明显增加。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经济发展了。

　　科技研究可以分为3个层次。即纯学术研究、发展研究和商品研究。纯学术研究一般为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可以起到“登高望远”作用；发展研究是指把理论可行性物化成现实存在的探索过程；商品研究旨在改进发展研究的成果，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杨振宁强调，时代在前进，科技研究的侧重点也在改变。以前，科技研究主要是一个纯学术范畴；而现在，发展研究和商品研究成为其最为丰富和活跃的内涵。在发达国家，对于科技研究的财政支持90％以上投入到应用方面，纯学术方面还不到10％。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尤其需要扶植能够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科技研究，鼓励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在商品经济的舞台上施展才华。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科技工作者都“下海”，这要因人而异。有的人“下海”后会淹死的。陈景润就是一个例子。就让他安心做纯学术研究好了。

　　国内一些人对于科技工作者经商忧心忡忡，杨振宁却不以为然。他指出，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一些科技工作者“下海”必然会在人们思想上造成某种程度的混乱，这不足为怪。中国自古存在轻商意识。现在仍有很多人认为，从商是鄙俗的，做学问才清高。即使做学问，他们也都宁愿挤在纯粹学术的狭小天地。这对国家的发展十分不利。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一是需要全社会克服偏见，树立新的风尚；二是需要政府提供一些条件，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一些教授之所以不肯“下海”，除了因为觉得丢脸外，还因为惧“海”。万一从商不成功怎么办？本来，他可以当一辈子教授的。政府是否可以就此想个办法，比如告诉他：“没关系，你去做5年，不行可以回来。”这样他就有安全感。科技工作者经商或许会使某些研究领域一时少出若干成果，但却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彻底改变沿袭了几千年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迂腐观念，从而自觉地更多寻求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现和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从长远看，其正面影响要远远大于负面影响。目前，国内大学里最优秀的学生较少选择纯理论的学科和专业，也是因为他们有了更好的出路，这恰恰是国家的需要。

　　就高层次科技人才“下海”，杨振宁举了香港的两个例子。过去，人们要想录下某一电视节目，必须在指定的时间进行比较复杂的操作。大约十几年前，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的一名教师和他的朋友们想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现在，全世界很多报刊的电视节目预告上，每个节目后面都有一个号码。只要把某一号码输入一台与电视机相连的附属设备，这个节目到时就会自动被录下来。这名教师和他的朋友们料到这个机器受人欢迎，也想出了怎样制造。于是，他们便游说别人投资，建立了生产这种机器的工厂。该工厂发展得很快，已在世界各地销售其产品。这位教师离开了学校，从事着与此新事业有关的各种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的另一位教师找到了以低廉成本生产液晶显示板的途径。他也不再教书，而成立了专门经营这种业务的公司，为各种用户生产不同规格尺寸的液晶显示板，生意十分红火。如果中国大陆有了更多的这种人才，相信定会给经济带来空前的繁荣。

　　杨振宁说，将纯粹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日本和美国都很成功，英国则很不成功。以生物工程为例，英国在这一领域积聚了很多一流的科技人才，乃至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但他们只会做纯粹的研究，不肯或不会“下海”，所以他们的生物工程赚不来钱。在这方面，英国与中国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没能有效地实现科技成果商品化；不同的是，英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很高，而中国由于财力限制尚不具备这样的科技实力。所以，较之中国，英国的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此现象值得中国做深入研究。总的说来，这与它的政府政策、学术界风气以及金融投资结构有关。英国在金融投资结构上与日本和美国有很大差别。要想使工业发展，必需有技术上的新见解，当这种新见解还不成气候时，就得有人愿意出钱来试试，这就是风险投资。把风险投资者和技术人才衔接起来，英国不会做，日本和美国却很会做。杨振宁指出，中国也应走这条路。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体制和管理问题。中国须造就众多既有科技头脑，又有商品意识的人，他们能看出哪些科技成果值得做风险投资，哪些不值得。中国现在有必要也有能力着手这件事了。

　　采访结束时，夜幕已经低垂。高速公路上滚滚的车流好似条条火龙。我打开录音机，杨振宁博士那纯正的普通话立刻与车窗外的钢铁与混凝土音符交织在一起。“……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其它都是次要的。我认为，已经‘下海’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希望他们的人数能够多些，再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