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研究型大学作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对于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研究型大学要把加强基础研究与“双一流”建设结合起来，坚持“四个面向”，充分发挥新型制优势，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
加强基础研究，是研究型大学的使命担当。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高校承担了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和重大科研任务；承担了作为全国基础研究主要资助渠道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0%以上的项目；获得了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毫无疑问，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要力量，加强基础研究是其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
加强基础研究也是研究型大学“双一流”建设的根本需要。在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指出，提高基础研究水平，争做国际学术前沿并行者乃至领跑者。此外，从大学所承担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三大基本职能来看，基础研究不仅从根基上决定了其整体科研水平，同时还深刻影响着其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以及以应用性基础研究服务产业升级的社会服务能力。
事实上，加强基础研究，研究型大学具有天然优势。随着科学技术的相汇交融与应用拓展，基础研究已呈现出深度学科交叉、资源配置多元化的新特点。2022年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超过40%的两院院士、近70%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都集聚在高校；高校牵头建设了60%以上的学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已设置700多个交叉学科点，涉及200余所高校。研究型大学拥有战略性领军人才、高层次研究团队、体系化科研平台、齐全化学科门类及前沿叉学科等关键核心要素，并均呈现出足够的稳定性、聚集性与活跃性，使其在开展基础研究的创新要素流动、体制机制改革、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较其他组织载体具有明显优势。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研究型大学作为基础研究的主要载体，要主动承担国家重大研究任务，通过有组织科研，破解难题与优化机制。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学科交叉融合要有组织性。基础研究越来越依赖于不同科学领域协同攻关，学科交叉融合成为突破口。大学以相近学科群组成的学院作为科研组织载体，对跨学院学科交叉产生屏障，这是学科交叉融合的主要制约所在。基于尊重现实考量，研究型大学可瞄准某一基础领域，围绕从重大难题、短板、困难中凝练的科学问题，组建跨学院多学科交叉的“实体型”组织载体。斯坦福大学以生物学为基础领域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Bio-X计划就是“实体型”学科交叉载体的典范。
二是基础学科本科生培养要加强科研实践。当前研究型大学参与科研项目的人员多以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层次人才为主，本科生较少。将科研实践引入基础学科本科培养体系在世界一流大学已成趋势，如普林斯顿大学要求数学、物理学等基础学科本科生从大三开始接受科研基础训练。通过沉浸式科研实践，从本科阶段锻造学生卓越的前沿意识、探索式思维习惯，有助于构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产业急需的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体系。
三是评价机制要尊重基础研究规律。大学成果评价与人才考评“一刀切”“同周期”的僵化模式尚未完全扭转。以成果而言，基础研究是探索“从0到1”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存在不确定性与长期性；以人才而言，过多强调成果完成人的排序和数量的刚性要求，会使科研人员疲于应付指标性评价，由此会伤害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人才开展基础研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研究型大学要实施分类评价机制，充分尊重基础研究成果产出和人才成长的规律，适当增加研究过程占比、成果认定扩大、考评周期延长等评价机制，营造大胆探索、潜心研究的基础研究环境。
四是加强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我国高校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世界话语权和引导力仍有待提高。研究型大学通过人才的海外科研实践已初步构建国际合作研究的基础。大学的学术气质与单纯的科学追求，使其在当前逆全球化形势下较其他组织开展国际合作阻碍更小。研究型大学要把握优势，通过召开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鼓励科研人员在重要学术组织、国际期刊任职等方式，加强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与引导力，实现基础研究从前沿学术交流向国际重大科研合作跃升。
五是加强基础研究的校企合作。目前研究型大学校企合作多以应用研究为主。科技领军企业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之一，其在基础研究领域的需求与投入逐渐增加。在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上，研究型大学要加强与企业的联合攻关，协助企业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根源问题；尤其是要主动对接企业在基础研究仪器设备研制或升级中存在的重大需求，充分发挥工程技术系列科研人员的专长，激励其主动参与仪器设备的改良性和探索性研发，提高基础研究仪器设备国产化水平。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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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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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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