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前提和核心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起，特别是自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之后，理论界就从未停止过对何以“化”“化”什么、怎么“化”、谁“化”、什么时间“化”等一系列元问题的思考[1]。但由于价值理念、研究视角不同等各原因，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先后出场。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核心概念，需要提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不同研究范式的共性，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到底是什么？这既是理清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关键，又是为我们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规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逻辑前提。从语义上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构成是由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共同组成的，其科学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此概括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底是什么？以及结合什么、怎么结合、结合的结果是什么（也有研究者用“化什么”“怎么化”“化”的结果来表述）等最基本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实内涵所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2]由于“走俄国人的路”影响深远，再加之早期有些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运用，中国革命布满艰辛。直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中国才真正懂得，必须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取得革命胜利，这是中国人在经历惨痛教训之后的必然选择。

　　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3]概括起来，“中国化”就是在包含了中国特点、中国特性、中国国情等内容基础上，使之在中国具体化之后“才能达到”。总结到一点，就是依据中国国情和特点，着力解决重大实践问题。或者说，就是因时因地地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认识清楚具体的研究对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别是着力解决那些能够影响全局的重大实践，更简单一点说，“化”的内涵就是要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这就是所说的“中国化”或者“使之具体化”的真实内涵。

　　结合什么？无疑结合的是“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范畴内，结合的对象就是所说的“中国国情”“中国特性”“中国实践”等内容。其实，1943年5月26日，中央发布的《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对此说得非常清楚：“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4]概括起来，结合的就是我们正在着力解决的重大实践这个研究对象的周围环境、时代条件、基本依据等，离开了对这个这些问题的考察，就脱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需要注意，这个结合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做出新的调整和变化的。

　　怎么结合？强调的是结合的方式或者结合的媒介，也就是通过什么因素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紧密联系起来，或者沟通二者的桥梁（包括如何建构桥梁）是什么的问题。

　　结合的结果是什么？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两个关键结合对象共同构成的，自然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一定会通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两个母体分别呈现出来，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一定是理论形态的，也就是通过“相结合”之后，产生了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体现在“中国化”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一定是过程形态的，即是说，通过“相结合”，推动了中国实际向前发展，解决了具体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是一定进程的历史再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解决中国具体实际为导向的解释范式、实践范式、方法论范式、目标范式等先后成为广大学人关注的焦点，从学理支撑上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智慧支持。

　　解释范式是比较常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在学术表达上，常用“回到马克思”“以西解马”“回到原生态”等来展现自己的意见。大体来说，主要通过两种研究倾向表现出来：一是忠实于马克思文本解读以观照中国具体实际，追求的是“更契合经典文本的意义和原作者的用心”[5]，对人们更好地体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魅力起到很重要的推进作用；二是以具体实践来回应马克思主义，凡是正确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人们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上述两种研究倾向都有自身的鲜明功能和价值，但前者很容易走向要么关注马克思主义，丧失“中国化”实践价值的理论抽象分析，要么走向只专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简单解读中国化历史进程，且认识不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相结合结果的空洞主义。后一种倾向具有肆意剪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只强调“中国化”，忽略对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考察，其结果是容易陷入实用主义的陷阱。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学说，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离不开对实践问题的具体考察。这种范式的研究思路一般是以马克思主义形态演变的内在关联性为线索，尝试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路与发展逻辑[6]。不得不承认，这一研究范式最接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要求，这是因为，它既强调用正确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具体实际，又要求必须产生马克思主义形态演变的结果，基本上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结果等内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特别是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以及认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实际指导价值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恰恰由于实践范式过度重视考察“改变世界”的结果，其研究思路容易走向用实践成果来考察“中国化”效果的极端，陷入以形态演变结果为导向来推演历史进程和发展逻辑的错误理路。

　　方法论范式是旨在通过聚焦中国实际，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与文化形态，进而转化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以更好地解决中国实际的研究范式[7]。这种研究范式基本上形成了鲜明地中国实际——相结合结果（“中国化”结果）——中国实际的逻辑理路。这种研究范式对于形成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形成方法论自觉，以及解决中国具体实际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方法论范式尽管重视对具体方法的找寻，关注对“相结合”的探索，但却又是不彻底的对“相结合”的探索，关注的重点是相结合的结果或者“中国化”的结果，没有彻底弄清楚怎么结合，只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结合的方式，实际上又绕回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原初探索，没有从根本上找到究竟怎么样“相结合”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方法论意义上至关重要的问题。另外，方法论范式非常重视对中国理论和文化的运用、创新和发展，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具体内涵、范畴认识还不全面，很容易让人误解为中国具体实际就只是中国理论、中国文化，压缩了中国具体实际的空间格局。

　　有研究者着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的目的，提出在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显的历史形态和理论形态基础上，从整体范畴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逻辑和演进规律，使之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动力[8]。显然，这一研究范式的目的在于找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目标研究范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考察较为全面，且有明确的目标指引，对于更好地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从理论形态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目标研究范式明显不足体现在：一是研究（推理）逻辑错误。根据“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9]目标范式的分析路径从外显的历史形态和理论形态到内在的生成逻辑和演进规律，显然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分析路径，自然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含义。二是存在割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嫌疑。从历史视角考察，这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目标范式过度强调历史进程中的阶段性内容，很容易割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穿整个历史进程的整体认识，人为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割裂开来。

　　“创造性运用”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根本要求，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中国化三者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不会忽略其中任何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关键，又是进一步规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核心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基本要求，结合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已有成果，可以发现，“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只有准确弄清楚“相结合”的问题，才能架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沟通的桥梁，从而为有效规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提供重要指导价值。

　　“相结合”分别包含着：结合什么、怎么结合、结合的结果是什么等问题。结合的是中国国情、中国实际，结合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的结果是同时产生外显的历史进程与理论形态成果。那么，贯穿于这三个问题的核心精髓是什么，或者能够把这三个问题串联起来的本质因素是什么？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之后，紧接着就对其作出了解释：“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0]可见，按照意思，“相结合”的实质就是“应用”，就是在结合中国特点、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运用正确的结合方法，进而产生正确结合结果的“创造性运用”，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在分别弄清楚“应用什么”“怎么应用”“应用的结果是什么”等一问题基础上的 “创造性运用”，也就是说，只有把“创造性运用”的这几个方面问题结合起来理解，才符合“相结合”的基本要求，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要求。

　　关于怎么应用？强调的是应用的方法、媒介等问题，是对“相结合”问题的直接回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归根结底，这个方法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来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方法应用于解决中国的具体重大实践。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说得非常清楚，“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义，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关于应用的结果是什么，显然主要强调的“中国化”，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这个结果，一方面要求通过正确应用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中国化”）的向前发展，解决了中国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带有鲜明的中国化历史进程意蕴，另一方面又强调在正确应用的历史过程中，产生应用的思想认识，形成应用的理论成果。

　　由上可见，“创造性运用”可以全面覆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具体内容的需要，科学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等内容完全统一起来，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要求。

　　马克思指出：“经过比较而抽象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13]意思是说，通过比较得出来的共同点，虽然有的具有本质规定性，有的则不具备，但是如果没有对这种共同点的比较和探索，就不可能推进事物的向前发展。我们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也需要在比较当前国内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进而抽象出来其中的共同点。按照这种研究思路，经过比较，我们发现，尽管当前国内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主要关注点有所不同，但他们却都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的聚焦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某一方面内容，半岛·BOB官方网站闪现出“创造性运用”就是在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中“经过比较而抽象出来的共同点”，从而使得“创造性运用”具备了不同研究范式的本质规定，契合了不同研究范式需要的鲜明特性。

　　解释范式突出强调尊重马克思的原意，彰显出对正确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关怀，蕴含着对“应用什么”的深刻考察。实践范式高度关注实践效果，显然强调的是“中国化”问题，内在地包含着对“应用结果是什么”的分析。方法论范式把中国文化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既有对“怎么应用”问题的探索，又有对“应用结果是什么”的考察。目标范式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理论逻辑、基本规律等问题为出发点，显然呈现出一种以“应用结果是什么”为导向的研究理路。概言之，不同研究范式都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创造性运用”作为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指引，尽管观点是不全面的，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都深刻内含着“创造性运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概括可见，“创造性运用”既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本质所需，又契合当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共性。只有深刻把握“创造性运用”的问题，才能在准确掌握“相结合”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两个关键问题结合起来，才能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指引，进一步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从而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向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者简介：孟源北（1964-），男，河北丰润人，法学博士，广州市委党校（广州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孙宜芳（1982-），男，山东枣庄人，法学博士，广州市委党校（广州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