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创刊40周年在京举办研讨会

　　2019年12月24日，《教育研究》杂志创刊40周年座谈暨新时代教育科学理论体系建设研讨会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举行。现摘要推送部分精彩发言。

　　中国教科院院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崔保师：我想到了两个关键词：时代和卓越。《教育研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变革应运而生，经过岁月风霜的洗礼，已经成为一个响亮的学术品牌。办刊办报是一种重要的学术方式，是智库联系学术界的重要渠道。一流的高端智库往往都办有自己的顶级期刊，甚至是顶级的期刊群。我们支持《教育研究》好上加好。《教育研究》不仅是中国教科院的，也是教育学术界和广大教育学者的，是“学术公器”，我们要共同支持办得更好，共同呵护走得更远。《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时代课题，就是推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回答这个时代课题，广大教育学者责无旁贷，《教育研究》作为业内第一刊也义不容辞。要以学术为依归，以学科为依托，以学者为依靠，引导广大作者用科学方法研究重大教育理论和现实问题，优化教育知识的生产方式和增长模式，加强教育科研的思想引领和理论供给，提升教育学科的学科地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理论体系建设好、发展好、完善好。

　　北京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顾明远：《教育研究》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我有幸成为创刊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教育研究》自创办以来，发挥了两大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繁荣了教育学术研究。一些重大的教育理论问题，如教育本质、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产业化、素质教育等，都以《教育研究》为主阵地进行了讨论，不仅使我们对教育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也为国家教育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撑。二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不仅老一辈的学者在《教育研究》发表文章，而且带动了一批又一批的中青年才俊发展，以传帮带的传统培养了人才。《教育研究》有其为而有其位。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看到《教育研究》刊头四个大字，我很亲切，那是我们民进老领导赵朴初先生题的。《教育研究》对于教育的研究者和学习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刊物。我们这代人基本上都是随着《教育研究》成长起来的。我们早些时候上教育学课，《教育研究》就是教材。比如，学教育本质内容的时候，正好《教育研究》发起了教育本质大讨论，我们就直接学《教育研究》上的文章。后来自己也主动写文章，成为重大问题讨论的倡导者和参与者。《教育研究》成为教育学界的第一品牌无可争议。多年来，《教育研究》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一直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未偏离。在学术品质上，大家也都把《教育研究》看作一个标杆。对《教育研究》的未来发展，应该加快国际化步伐，让中国教育的声音，通过《教育研究》这样一个最好的窗口让世界听得见。

　　全国人大常委，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我本人与同时代的学者们在《教育研究》的厚爱和扶持下，努力把自己的学术生命与国家教育改革融为一体，并逐步成长起来。《教育研究》多次在全国“两会”期间邀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就教育热点问题进行座谈，也在关键时间节点邀请有关专家就重大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撰文探讨。在高度关注教育动态的基础上，《教育研究》与作者们形成了研究合力，由此成为我国历次重大教育改革问题研究的主要平台。比如《教育研究》2003年第4期刊登了我的《应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引起了广泛关注，经过努力，终于让不可能逐步变成了现实。

　　中国教育学会秘书处秘书长、研究员杨银付：《教育研究》创刊40年来，从无到有，成长为教育学术研究的第一品牌，为繁荣我国教育科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历次教育大讨论。我的博士学位论的是关于教育本质的研究，《教育研究》给了我诸多启示和学术营养。《教育研究》虽然是理论期刊，也关注实践问题。下一步要紧紧扣住中国教育的主要现实矛盾引导学者开展深入研究。

　　曲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家教学名师戚万学：《教育研究》作为一份教育理论刊物，在面对国内外学术刊物的竞争，面对新媒体的冲击，面对学术体制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的这样一个时代，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的学术自觉、学术品格、学术品位，始终以学术至上作为自己的追求，不论何种类型的研究、何种观点，也不论何人来自何领域，都能以学术水准为天平加以取舍，这是教育学术期刊的一股清流，也是《教育研究》给教育学界留下的一份很难得的火种，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可喜可贺。祝愿我们的《教育研究》在新时代教育科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中，在教育学术的繁荣发展中，坚守这种品格，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继续走下去、走出去、走得好，行稳致远。

　　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长江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心理学科评议组成员白学军

　　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长江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心理学科评议组成员白学军：我的本科是学教育学专业，后来报考研究生考取了心理学，不管在学研读，还是在师范大学工作，《教育研究》一直伴随着我、引导着我的学术研究，促进我不断地思考。第一点思考就是说，理论的创新实际上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在我们建立中国话语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学者并没有提出自己的基本概念，我们中国的学者，教育学者也好，心理学者也好，这一方面我觉得一定要解放思想，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核心概念。像跨教育跟心理的苏联的维果茨基，他提出来的最近发展区，实际上是一个老的思想，但用了一个新的概念，就发展为一个理论。第二点思考就是说，我们在教育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应该不断地结合我们中国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来进行深入研究和创新，使研究更加科学。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宁虹：《教育研究》对于教育学的学者包括学生而言，不仅仅是一本杂志，更是前沿阵地，是教育学理论生活的幸福家园。我们从《教育研究》中聆听着前辈学者的声音开始走进教育学术的大门。在这个理论生活的家园中，我为《教育研究》高度的理论敏感和负责精神所鼓舞，并深受教益。每一期《教育研究》对我都有见字如面的亲切，随时可以唤起我理论生活幸福家园鲜活深挚的线年，见证了历史的辉煌，也迎来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的新时代的使命。要破解难题、引领创新、增强原创研究能力，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基础理论突破。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要以教育基础理论突破为根本。

　　厦门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邬大光

　　厦门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邬大光：今天我是唯一的高等教育代表。看到西方学者关注中国问题，且提出了中国理论、中国经验，我就坐不住了，现在我越来越关注中国本土经验。《教育研究》是从理论争鸣开始的。1979年的创刊号中就有关于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文章，上层建筑说的第一篇就是李放老师，然后从第2、3、4期开始，才有了是生产力还是上层建筑的这种讨论。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又经历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讨论。但实际上过去几年，教育理论上的重大争鸣几乎没有了，或者少了。假如围绕我们当下的现实问题，开展关于中国理论、中国经验的这种争鸣，讨论一下哪些是属于中国理论，哪些是属于中国经验，是不是更有理论价值？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丁小浩：在我们竞争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学术期刊一直能够稳居第一的位置，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虽然《教育研究》可能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但是我觉得保持这样的一个地位肯定也不是自然而然的。教育研究本身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需要在学术性和实践性、理论性和应用性、宣传性和批判性等方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平衡，《教育研究》到目前为止做到了最好。我觉得这里头有很多经验值得好好梳理，好好整理,也期待可以分享。对杂志今后的建议，我觉得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人们阅读的方式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对传统的纸质期刊媒体带来了一系列挑战，《教育研究》应该积极面对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并加以充分利用，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长江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石中英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长江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石中英：《教育研究》创刊40年来，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与我国教育领域改革开放同向同行，在宣传和研究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传播教育新知、开展学术讨论、繁荣教育学术、培养青年教育学者、强化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成为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研究者、决策者和实践者心目中最顶尖的教育学术期刊，也成为国际教育学界观察和研究中国教育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我本人是《教育研究》的一名忠实读者，也是《教育研究》的一名作者和审稿人，长期以来吸收着《教育研究》所提供的学术营养，并得到《教育研究》编辑老师的悉心关心和指导。当我还在读本科的时候，就在老师的引导下阅读《教育研究》，并将杂志上发表论文的观点与课堂上老师所讲授的观点进行印证，不断更新着自己的教育知识。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教育学体系，《教育研究》责无旁贷。衷心祝愿《教育研究》继续勇于担当，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精品化路线，继往开来，守正创新。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长江学者范国睿：《教育研究》40年的发展历程，反映了每一个历史瞬间我国教育研究的最高水平。我们大家都对《教育研究》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我1995年在《教育研究》第8期上发表关于“教育适应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述评，那个时候，我还在跟瞿葆奎读博士。感谢《教育研究》的精神馈赠，希望越办越好，持续保持标杆地位。新时代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需要在高度上下功夫，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广度上下功夫，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技术与方法，深入研究宏观教育问题和微观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在深度上下功夫，持续推进基于问题的研究，基于证据的研究；在厚度上下功夫，在各分支学科高度分化基础上实现高位整合，以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贡献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长、教育学部教授，长江学者于伟：原创性、学术性、理论性是一流学术期刊的关键。《教育研究》40年来，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关注重大的决策和重大的理论问题。凝聚了一大批一流的学者，在思想上、理论上引领我们国家的教育改革发展。应该说全国最有影响的研究报告、最新的教育思想，大多数都首发于《教育研究》。《教育研究》堪称一部高水准的教育启蒙百科全书。下一步要讲好“三个来”，即立足本来，聚焦如何繁荣发展“中国教育学”问题；吸收外来，和国际的一流学者、一流期刊有互动，强调原生态、深度分析、原汁原味；面向未来，关注科技、重视交叉、开放办刊。

　　青年代表、中国教科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秦琳：作为青年代表，我想的比较多的是，如何在继承前辈们所开创的非常好的学术传统上，在未来教育科学理论体系建设上，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角色。一点是青年人要有责任担当。要时常给自己这样一种提醒，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自己在具体的工作中，有长久的职业发展，有更好的进步空间。另一点是青年人要有开阔视野。既要坚守自己的学科立场和学科定位，把学科的根基扎深，也要以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不断学习和接受不同学科的知识理论。把教育问题放在经济发展、社会变革、人口变动、科技进步大背景下去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把研究做好、做深。

　　《教育研究》原主编赵德强：咱们《教育研究》创刊已经40年了，经过40年的春秋，刊物有了很大的发展，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我觉得有三点很重要：一是坚持了紧跟党中央部署，紧紧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各项教育政策；二是开展了一系列学术问题的讨论，如对教育功能和本质问题的讨论、教育与人的关系的讨论等，活跃了思想，推动了教育基本理论建设；三是具有了密切联系作者、学者、读者的优良传统，为他们服务。此外，《教育研究》还有一个帮助中青年作者向更高水平发展的传统。时间已经证明，当年给《教育研究》投稿并发表文章的许多中青年学者，受到了鼓励，从而不断在理论工作上取得新的成就，并在教育和教育科研战线，发挥着引领作用。

　　《教育研究》原主编连瑞庆：《教育研究》40年来，得到了全国的专家、学者和老师们的大力支持，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代表了我国教育科研所走过的道路。不论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文章，我觉得质量都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要紧紧扭住质量不动摇。编辑工作是一个带有综合性的复杂工作，《教育研究》的编辑不是一般的编辑，应当是一个好的研究人员。

　　中国教科院原副院长，《教育研究》原主编高宝立：我觉得《教育研究》的存在方式保持了四个身份：教育理论研究的参与者，教育学科建设的推动者，教育学科发展历史脉络的记录者，学术规范或者说教育学科健康发展的守业者。要坚持学术标准和质量标准，使教育科研能够有一个非常良性的教育生态。在办刊举措上，《教育研究》坚持了重点方向不偏离，保持了定力。做到了重磅文章不拖延，在重大的教育理论讨论过程中，把握好了时间节奏，走在理论的前沿。面对新时代，《教育研究》应该有四个拓展。第一，从单一的认识和解释功能，拓展到问题解决的功能；第二，从单一的学科发展，拓展到跨学科发展的态势，把学术研究逐步提升到学科交叉的系统论的视角；第三，从只注重理论价值，拓展到认识规律、运用规律的实践价值；第四，从只影响教育界，拓展到影响社会和其他领域，在整个社会科学界，提升教育学的地位和影响力。

　　《教育研究》主编邓友超：《教育研究》创刊是时代的产物，是一个“春天的故事”。40年有“变”，从双月刊改为月刊（1981年改为月刊），从编辑室改为杂志社（1991年改为杂志社），从96页改为160页（2012年改为160页），从定价0.35元到25元，《教育研究》的学术性、影响力和样态都有了很大变化，逐渐成为广大学者心目中最优先的权威期刊、各单位评价体系中最看重的顶级期刊。40年也有“不变”，始终是坚持正确方向的40年、突出专业特色的40年、秉持科学精神的40年、严守学术标准的40年。进入新时代，我们思考最多的是，《教育研究》将为教育进步贡献什么新思想，为教育学科发展贡献什么新理论，为教育学术史贡献什么新经典，为中文教育学术期刊走向世界贡献什么新示范。（图文：李章）BOB·体育综合APP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