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新书丨张均新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法》出版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法》一书据作者在中山大学所开设“中国当代文学前沿研究方法”课程（本硕贯通课程）讲稿写成，国内尚无同类著作。全书分为10讲，依次介绍、评价10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法，包括反映论模式、“重写文学史”思潮、“再解读”、文学制度研究、社会史视野、史料派等。对每种研究方法的学术脉络予以梳理、论其得失，并结合当前学术环境讨论其借鉴价值。

　　本书既是有关当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概论，又可为有志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提供必要的路径指引。

　　作者简介：张均，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课题，曾入选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7年），兼任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副会长，获“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为本科高年级学生与硕士生开设一门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前沿研究进展的课程，是我近年来比较强烈的想法。汉人王充早就说过：“章句之生，不览古今，论事不实”，并认为“不能博众事”“不好广观”者，“无温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览之暗”（《论衡·别通》），而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业者，身处急剧变动的中国现实与新创方法之前，更不宜做“章句之生”。于是，这门课程终于出现在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培养方案之中。不过，由于难以找到一段相对集中、不受干扰的时间来搜集资料、斟酌考量，所以此课程也就只是“挂”在培养方案上而迟迟未能开设。直到新冠疫情蔓延，室中的时候增多，才有机会集中研读、学习同时代优秀学人的著述文章。最终开课所需资料陆续汇齐，课也就开起来了。只是最初出现在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名称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法”，而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前沿问题”，其初衷略近于北京大学中文系2005年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希望以课程形式向有志于学术的学生介绍改革开放40多年来本学科所面临、处理的诸种问题，故希望以“问题”为纲结构课程。不过等到真正开课之时，想法却又发生变化，转而考虑以“方法”为主，因为后者可能更切合年轻人初窥学术门径的需要。与此同时，原课程名称中的“现当代”也被缩减为“当代”。主要原因，则在于自己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且是更为狭窄的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研究），挑选优秀研究案例时更倾向集中在自己比较熟悉的“当代”版块。于是感觉仍以“当代”名之比较妥帖。当然，“现代”“当代”之分本身实质意义不大，课程所论其实也没有真正限制在“当代文学”。

　　所以开设此课，除了不欲久为“章句之生”外，与我北上学生的直接反馈也有关联。大约因为自己早年没能充分意识到在京、沪求学的重要性而此后又屡有碰壁的经历，所以最近这些年，我比较鼓励同学读博最好选择北京、上海的高校。故近几年由中山大学负笈北上前往北大、人大、清华等校求学的同学陆续增多，也常有消息反馈回来。bob半岛在线登录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不少同学觉得到京以后眼界大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读书体验，甚至有同学觉得自己与新同学差距明显，颇生焦虑。后者当然有谦逊成分，但前者不难推想。这不单指北京汇聚了其他城市（上海例外）难以望其项背的学术资源，也指北京汇聚了更大数量、更具学术前瞻眼光与思想穿透力的优秀学者。当然，还包括不可能被复制的文化底蕴与思想氛围。记得2008年春，我到北大旁听戴锦华教授的“文化研究”课，深感震动。其实，此前已读过她不少文章，我原以为，她的那些在概念密林与中国现实之多重纠葛中游刃自如而又逻辑严密的表述都是反复推敲的结果，但现场一听才知那种严谨却又锋利的学术表述本身即是她的口语。她的课堂讲述实录下来，即是精彩文章。我来自湖北农村，村人对读书人最高的评价是“出口成章”。戴锦华无疑最当得起此种评价。当然，估计在那门“文化研究”课堂上密密麻麻坐在座位上、过道上的同学，大都会有与我相似的体会。“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的这段话，可能颇可以概括中大学生在京求学的喜悦、兴奋（当然也包括挫折感）。对此，我能够理解，也能够想象。

　　不过，学生的反馈也引起我另外的思考：何以他们在中山大学念书时就无“眼界大开”之感呢，为什么作为教师，我（们）没有充分打开学生“眼界”呢？当然，学生在表达北上求学的喜悦时并无嫌怨母校之意，但身为教师，发现问题并改进问题亦为职责之所在。当然，有些问题发现了也并不好改进。譬如，教师多矣，而戴锦华并不常有。但有些问题，应该改正而且能够改正。其间最突出的，即是“前沿研究”类课程的开设。就我自己而论，开过“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小说十家讲读”“20世纪文学经典选读”等本科课程，也比较受同学欢迎，但这些课程更多关注的是已成“共识”的文学史知识或文本经典，对学界正在发生的“热点”就缺少关注，尤其对“研究之研究”更少涉及。当然，这可以用本科教学重在“强本固元”来解释，但中山大学早就提出建设“研究型大学”，教育部近年在本科培养中推行的“强基计划”“拔尖计划”无不“剑”指研究型培养。应该说，至少在本科高年级，是有必要开设部分前沿研究课程的，以使同学能够尽早接触学科前沿、开展一些进阶性学术训练。

　　那么，何以自己此前不曾开设类似课程呢？倒也不是因为懒惰，实与自己研究取向有关。记得多年以前，曾去看望本学科前辈、现代文学研究名家黄修己先生，他表述过一个看法：“势大于人”。所谓“势大于人”包含两层意思。（1）学术大势与学术影响之关系，即一个学者的学术影响力，既取决于其学术思考的深度，亦取决于其思想与时代大势之间呼应、互动的关系。（2）学术地势与学术选择之关系。对此，黄先生深有感慨。20世纪80年代末，黄先生由北京大学调入中山大学任教，两相对照，感慨良多，对京粤两地“学术地势”有形象的比较：

　　有的人做学术，地势高，在山顶，一呼可以百应，有的人则在山腰，大声喊叫，山底下的人或可听到，但山顶上的人肯定是听不到的。至于生来就在山底的人，怎么喊也没人听的。

　　时隔多年，这话仍清晰如昨。这一说法大约也近于古人之言：“登高而招，臂非加长矣，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荀子·劝学》）应该说，黄先生后一说法，对我此后学术选择产生了较大影响——专心找块“根据地”深耕细作，适当留意“热点”但不跟踪“热点”，就构成了我多年未变之旨。原因简单、明了。我所任职的中山大学，论其“学术地势”，大约也就在“山腰”位置。既处“山腰”，就自然须选择与此地势相宜的研究路径。若处此位置而欲效仿“山顶”之人“大声喊叫”，“山底下的人或可听到，但山顶上的人肯定是听不到的”，长此以往，恐怕也会大概率地被湮没于喧嚣热闹却又往往转瞬即逝的话语泡沫之中，而蹉跎自己十分有限的学术岁月。由此，我选择了相对聚焦、低头“耕作”、不太趋随“热点”的做法，并常以本系两位古典文学学者为榜样：专治古代文体学而不他顾的吴承学教授和专治词学而不他顾的彭玉平教授。当然，就现当代文学学科而言，这种取向于研究或为无妨，但于教学则多少有所妨碍。这表现在，由于不跟踪“热点”，不密切关注不少学者孜孜以求的概念之争、方法之争，甚至有时还会从“立山头”“跑马圈地”等非学术角度去理解这些论争。既如此，在教学中自然也就较少以最新问题、方法与视界去打开学生的“眼界”。

　　应该说，这是不宜自辩的有待弥补的缺失。因此，这门课程的开设，可谓姗姗来迟的“补课”。然而，开设如此课程，是否会犯“金针度人”的忌讳呢？“金针度人”之说，可见于朱熹对陆九渊行事风格的观感。《朱子语类》载：“‘子静（陆九渊）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间暗。’或问‘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说破处。他所以不说破，便是禅。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他禅家自爱如此。’”这种顾虑在我是不存在的。这主要因为自己并无秘不示人的“金针”。我原非中文科班出身，本科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机械专业，后来跨专业考研到武汉大学中文系，幸蒙恩师於可训先生收留，才得以步入当代文学研究。在如此“先天不足”的条件下，自然难以炼就什么需要秘藏的“金针”。甚至对我来说，开设此课，与其说是“金钟度人”，不如说是“金针度己”。在准备材料讲课的过程中，也读到华东师范大学黄平教授的一段话，所言令人警醒：

　　怎么由“文学”进入“历史”，严重一点讲，这应该是研究界的“中心议题”，是考量当代文学研究学术水准的根本。然而，很多学者缺乏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对于权力体系所派生的学术分工机制浑然不察，甘于经营“自己的园地”，并且认为是在“填补空白”——研究越来越小，范围越来越窄，到最后必然会觉得没什么可做的了，只有在对于“学科危机”的感慨中念兹在兹于新的“学术生长点”。如果没有对于“改革”时代所生产的学术状态总体性的觉解与反思，这将是“现代文学”或“当代文学”必然的命运，寻章摘句，成为“古典学科”，而且是永远无法超越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等的二流学科。（黄平：《“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的变局》，《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

　　实际上，如同学生一样，我自己也需要纠正不大看重“潮头”、疏离学术热点、固步自封的研究心态，不断向史、哲、政、经等不同学科的优秀学者学习，了解最新的理论视野、问题空间，并从中汲取可以提升自我的经验与知识。于是，这种课程希望做的，即是在当代文学学科范围（兼涉现代文学）内，尽力去发掘、寻找埋藏在“再解读”“重返八十年代”“社会史视野”等诸种学术潮流之下的“金针”，以之“度己”，也以之分享给学生，帮助学生在步入当代文学研究之前即对学科全貌及前沿方法有清晰把握。荀子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劝学》）我辈之以学术为业，当然也需要“善假于物”。若有哪位同学因此课程，能对某种“金针”有如欣逢故人并以此窥得学术之门径，则为本课程莫大的欣喜。

　　既有“补课”动机，这门课程的定位就比较清晰了。它的定位，即在于为最初接触（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硕士生介绍本学科对象、方法及问题，以激发学生志趣或提供最初导引。钱锺书说：“要自己的作品能够收列在图书馆的书里，就得先把图书馆的书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即是强调学术研究的前期积累，此课程也旨在从这一层面为学生提供助力。

　　这其实应和着学术研究对学术史意识的基本要求。做一项研究，自然要在着手之前，先了解关于此项研究前人曾做过怎样的工作、有何进展又曾留下怎样有待解决的问题。记得以前念博士时，曾听治古文字学的学者讲过：搞研究就是先要搞清楚这个题目“爷爷是怎么讲的，爸爸又是怎么讲的，然后我们又能讲出怎样的新东西”（大意如此）。这个形象比喻，确实道出了治学者基本的“作业流程”。但最初接触学术的同学往往疏忽此层，心有所感，辄发而为之，全然不关注自己的这种看法是否已屡屡被人言及。实则在多数情况下，我们能感受到的，别人也能感受得到。尤其在研究对象仅有百年历史而从业者又众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内，这种不自觉地袭取前人陈言的概率特别之大。故在指导研究生时，我将这种置学术史于不顾的研究称为“一个人的独角戏”或“自言自语”，并希望学生引以为戒。本课程的开设，即希望能于此层对学生有所裨益。

　　不过，本课程虽定位在于学术史训练，但课程本身却难以称为“学术史”。究其原因，略有两层。

　　（1）本课程以学生学习需要为讲授原则。从目录看，本课程似乎也有一条从反映论到“重写文学史”再到“重返八十年代”的清晰的学术脉络，但具体到每讲具体内容的选择，往往并不着重介绍代表性学者的学术观点、主要成就及其影响，更多着眼的，是对于学生而言某种有代表性的方法可借鉴处何在，它又存在怎样的困难，或以我们今天变化了的学术环境看，它又有哪些思维局限需要适当规避。如此种种，自然会导致本课程的叙述逻辑大有区别于学术史。陈晓明教授新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会使用三四千字篇幅评述具体某位评论家的成就与贡献，本课程则不采用这种处理方法。譬如，反映论模式作为一种“过时”了的研究模式，去今已远，再为学生介绍周扬、冯雪峰、邵荃麟等评论家的学术理路已无必要，但通过小说、电影为学生解释何为“反映论”，对于学生理解改革开放40多年学术方法演变的历史背景当大有裨益。也因此，这一讲的写法就与“学术史”基本没有关系。

　　（2）系统、精确的学术史梳理，客观来说也超出了我的能力与视野。学术史其实为一专门领域，需要长期资料积累与“博”“专”相济的识见，我在此方面的准备明显不足。一则是阅读比较有限。20余年来，我的研究完全集中在小说领域，虽也挚爱少数诗人（如艾青、海子、雷平阳）的作品，但对诗歌研究就关注不多，对散文、戏剧更少问津。而就小说而言，又主要集中于20世纪50—70年代，对当前小说及小说批评的关注也比较有限。虽也偏爱个别评论家的文章，但对更多“80后”“90后”评论家才气横溢的新作，则缺乏有意识的跟踪。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天然地不属于“纯文学”，其研究深刻关联着党史、新中国史甚至改革开放史诸领域的研究，长期在此“作业”自然也会分散自己对整体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史的注意力。二则自己对当代文学诸多研究方法产生的学术背景的了解也比较有限。由于自己是在武汉、广州两地求学，学缘关系中缺少京沪脉络，而此课程所论“方法”又多半为京沪学者所提倡、所探索（这与京沪优势学术资源及学术风气有关），故而对“方法”的了解，就只能限于公开发表、出版的文字，而缺乏更具温度、更能直见肺腑的私下的性情表达。譬如，最近李劼在海外发表文章，对当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明权”问题颇多微辞，直指今日学界一些知名学者。类似这种“内部信息”，“圈外人”很难知晓，更不易辨别。而得之于纸面的观察，未必能抓住最为紧要之处。鉴此种种，本课程对讲述对象的选择，主要就是我接触到的同时又是我认为对学生有所借鉴的方法，肯定不那么全面。而对这些方法的介绍，也必然缺乏“内部信息”，势难摆脱“管中窥豹”之限。

　　以上两层，皆使本课程有异于严格的“学术史”。不过，即便不系统、不精确，本课程对新中国70年（尤其改革开放40多年）学术方法的梳理与推介，也仍然是一种历史叙述。按照理查德·艾文思的看法：

　　每一个写历史书的人或撰写博士论文的人，都面临这个问题：在进入一系列或多或少有些清晰的叙述与结构线索之研究中时，如何分析已经收集到的仍然不完整的资料或将要去收集的资料，接着如何将这些线索编织到一个多少有些清晰的整体之中。我们所做的决定经常会有效地影响到阐释自身。看起来像是传统的历史叙述，其实不然，它经常是作者在进行一系列美学和阐释选择后的结果。

　　在这门课程的讲述上，这种“编织”或“美学和阐释选择”当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甚至在我个人，对此还是有一定的叙述自觉。因为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知识界已发生明显的“左”“右”分化。依我浅见，真正的“”关怀底层生存与尊严，因而对可能保障民生、抗衡资本的权力取辩证分析之态度，因此易被对手指认为亲近权力。自由主义者则以知识分子经验作为评价历史的主要依据，并以非官方、反体制为自我认同定位。其中，人文研究者抵触权力，经济、法律研究者则可能亲近资本。可以说，双方其实互有短长。我自己当然算不上“左”或“右”中的人物，但对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还是多有疑惑。譬如，汉娜·阿伦在1963年7月20日给索勒姆的信中说过一句后来传播甚广的话：“我这一生中从未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我所知道、所信仰的唯一一种爱，就是爱人”。不知德国情况如何，但就中国而言，“集体”也好，国家也好，肯定不是“绝对的恶”。它更可能是“必要的善”，既需要被反思，也需要被爱、被改进。试想十四年抗战，试想面对大地主、大官僚阶层，试想工业化，中国人若不集成“集体”，又怎么可能逆转中华民族百年陆沉的命运？对此，电视剧《功勋》之《能文能武李延年》单元有很好的阐释。阿伦特的说法，作为一种姿态无可厚非，但若之以理解历史、自我定位，则未必恰当。又若一直流行于自由主义圈子的《乌合之众》一书，同样让我疑虑重重。我自幼长在农村，至今也不觉得哪位亲人或邻人就是“乌合之众”。实则就人性而言，无论城、乡，无论知识分子、农民，其实都相去未远。诸如此类，要求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应该心怀宽广的世界，视事宽和，对自己国家所经历的历史宜更多温情的理解。鉴此，本课程对于各种当代文学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含有一定的价值判断，并不完全以抽身事外的旁观态度为上。

　　从目前这门课的开设情况来看，主要以小班教学为主（将会逐渐增多讨论课比例），主要听课对象有本系高年级本科生和硕士生，也有博士生和外系、外校同学参与。无论对选课同学还是对“蹭课”同学，我都有三点寄望。

　　以我的感受，最好的学习态度是遇到不能领会的问题，则心怀喜悦，乐于与之日相“厮磨”。在电视剧《元帅》中，刘帅以36岁“高龄”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时，从未学过俄文，但他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没几个月即开始能阅读俄文书籍、能听懂课程了。这种学习态度深可借鉴。本课程所涉及的“再解读”、“重返八十年代”、北美批评等研究方法背后往往涉及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知识考古学等欧美理论背景，需要学生以足够热情与细心拓展阅读、广泛吸纳，并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就我自己而言，亦是如此。不但备课时广泛阅读，常有击节叹赏的快乐，每次讲课过程中亦能从课间讨论、课后反馈中多有受益。当然，读书也好，听课也好，并不宜于“照单全收”，而应有所思考、有所质疑。清人方东树言：“能多读书，隶事有所迎拒，方能去陈出新入妙。否则，虽亦贴切，而拘拘本事，无意外之奇，望而知为中不足求助于外，非熟则僻，多不当行。”这样的学习态度，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学习课程，亦可以伴随我等踏上漫漫学术路途。

　　本课程涉及十种当代文学研究方法，其间大致存在一种时间脉络关系，甚至多数还存在内在的学术理路演变之关联。那么，怎么看待这不同的甚至彼此间还存有相轻之辞的研究方法？就我自己而言，虽然也强调以“人间情怀”对差异性的学术方法有一个距离适当的判断。但这种判断仅指大致的是非分寸，而不是学术层面的鉴别、汲取与转化。就学术讲授而言，金岳霖先生的说法很可借鉴：“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哲学既离不了成见，若再以一种哲学主张去写哲学史，等于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所以写出来的书无论从别的观点看起来价值如何，总不会是一本好的哲学史。”也就是说，要尽量与“成见”保持距离，尽可能地呈现每种方法自身的主张与价值。对于学生学习而言，则更宜持平和、允当之姿态，恰如彭玉平教授所言：

　　评价学术史须持客观之心，若恶评过甚，适足以现其心胸未广也。盖学术史必是贡献与不足兼具，有其贡献，方见学术之进益，吾人理当持敬重之心；有其不足，才有尔今日论题提出之依据。

　　不过，学术中人多有年少轻狂的时光（部分名师弟子还有为乃师争地位的想法），易出酷评、恶评也不奇怪，这多半因于缺乏阅历、难以体察别人与自己差异很大的立场与情境。那么，我们又该怎样“广大”自己的心胸呢？所谓“历史的态度”，即是必须恪守的原则。卡尔·波普尔说：“不可能有‘事实如此’这样的历史，只能有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是最终的”，因此，“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或“每一代人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考察和再阐释历史。”此说与马克思的说法也比较接近：“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比如，影响盛极一时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及其背后的新启蒙主义，最近十年被越来越多的“80后”学者所质疑（甚至放弃），但这并不意味王晓明、陈思和等学者当初挑战“反映论”模式的锋利毫无价值，也不意味着“重写”在今天作为一种重要学术视角的合理性不复存在。又如，被“主体论”攻击的体无完肤的“反映论”在今天是否就完全沦为岁月中的失败者呢？也未必。其实，即便穿越、盗墓小说横绝此时代的文学江湖，但文学是否切近普通中国人的生存世界、是否还能照亮我们灵魂的幽微空间，仍是许多读者之于文学的基本期待。因此，本门课程开设的目的，并不在于给各种研究方法下这种或那种的学术史“定评”，而在于在其自身环境中理解它们，并从中寻觅“他山之石”以求我们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的增益长进。

　　学习之目的，在于增益知识，砥砺能力，以期在未来成为自己所希望成为的样子。虽然，每个人自己希望中的样子往往由自己的经历、家世及其所置身的主流社会价值观所塑造，教师所能起的“引导”作用颇为有限，但我仍希望表达两层祈愿。

　　（1）事关学术的志存高远。吾辈之学习前人及同时代之优秀者，目的并不在于“复制”别人（当然更不在于考试），而是兼取众家之长，以期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关于此节，钱穆即曾告诫门弟子说：

　　今之来者势须自学自导自寻蹊径，此虽艰巨，然将来果有成就，必与依墙附壁者不同。

　　清人叶燮说得更是透彻：“从来豪杰之士，未尝不随风会而出，而其力则尝能转风会。”叶燮、钱穆之言，道尽了学习与创新、“他山之石”与我之“金针”之间的辩证关系。融冶众家、贯通古今中外，固然是不易达成的学术境界，但有志于学者，内心却不能不没有这种意识。近年我指导博士生，即对他们提出此种要求：不但要有独到之选题，更应事先摸索、形成一套自己的比较系统、自洽的研究方法。梁启超评价顾炎武说：“炎武所以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何在？则在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此等成就，我辈虽不能至，但至少可以心向往之，可以有试行之自觉意识。

　　（2）事关中国的志存高远。说及此点，则与现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质有关。所谓“现当代文学”至今不过百年出头，若以经典作家而论，也不过仅有一鲁迅可与屈、李、杜、苏争一短长，其他作家能否摆脱被历史湮没的命运尚是未知之事。可能正因为学科局狭，赵园、杨义等重要学者逐渐转移到古代文学文化研究，陈平原虽未转移，但目光似乎也不大愿意从民国大家身上往下移动。既如此，如此局狭之学科何以仍能吸引无数年轻人投身其中呢？其间原因，未必在于局外人所讥鄙的“门槛低”，而在于现当代文学与我们时代“共生长”的独异之处：它是与我们的生命遭际“同时代”、共呼吸的文学。尤其当代文学，很难如古代字画那样充作文人、官员风雅的助具，也不能以类似李、杜那样的远距离的“无害”为盛世添绘华章，但它可以对时代发言，可以对我们所置身的社会结构、文化秩序、个体生存发出自己不可以被替代的声音。实则本课程涉及的几乎所有研究方法，都很难说是“纯文学”的，都并不执著于将文学“摁”在朱光潜所说的“凝神的境界”：“在观赏的一刹那中，观赏者的意识只有一个完整而单纯的意象占住，微尘对于他便是大千；他忘记时光的飞驶，刹那对于他便是终古。”相反，从反映论到“重写文学史”，从“再解读”到北美批评，其实都包含对现代中国历史实践的总体判断，涉及对未来中国的期待。而且，不同期待之间还多有矛盾与分歧。其背后，则无不勾连着沉重的中国历史与现实。正是在此现实情形下，我希望参与此课程学习的同学，不仅于学术方法上能以“金针度己”，更能在思想上充满历史感，理解现代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及其文艺实践。且不止步于青春意气的批评，而更能以富于建设感的态度，思考并参与当代中国的现实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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