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建构中国语用学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袁周敏（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主张，即超越近代以来西化的知识架构，站在人类知识的普遍性立场与多元性事实上研究中国。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近代以来的知识参照多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中心，这种如天幕般的知识幕布实际上也只是人类地方性知识的一种，当它被当作一种普遍性知识教授并弥漫开来之后，其地方性逐渐被人遗忘，甚至被误认作世界的普遍性。而中国研究的方法论，不仅站在中国文化立场来看中国，更是在中国历史、中国事实的内部逻辑中建立起一个观察点，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多元的解释框架，进而摆脱简单的本土研究的价值优先立场。因此，中国语用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摒弃或超越从地方性文化经验中挖掘材料来充实或验证西方语用学理论模式、把地方性文化当作西方语用研究实验场的研究路径，而是“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积极建构中国语用学自主知识体系符合中国语用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1977年，语用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其标志便是国际语用学权威期刊《语用学学刊》（Journal of Pragmatics）在荷兰创刊。此后，国际语用学大会分别于1985年和1987年召开。1986年，国际语用学会成立。

　　1979年，许国璋就选译了奥斯汀（Austin）的《论言有所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后被收入《语言学译丛》。1980年，胡壮麟最早向国内全面介绍了语用学的对象和方法、各个语言学派对语用学的评论、语用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语用学规则。1987年，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语用学著作，论述了语用学的产生背景、研究对象、主要分支以及应用。1989年，国内第一次以语用学为主题的会议在广州外国语学院召开，总结梳理了语用学这门新学科在中国的引介与成长。

　　经过40余年的发展，语用学在中国经历了译介、学习、消化、吸收的发展过程，一直伴随着自主创新、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尝试与实践。例如，顾曰国曾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基于利奇的礼貌原则提出七条礼貌准则，其中广为学界讨论的四条准则包括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策略准则、慷慨准则。此外，他还提出了礼貌运行的基本原则，即诚实原则和平衡原则。冉永平、赵林森认为，奥媞（Helen Spencer-Oatey）的关系管理模式没有涉及人际不和谐向和谐转变的动态过程，尤其是忽视了“情”因素对该转变的介入和动态影响。他们进而分析了人情原则在和谐动态管理中的三种方式：人情的“给予”、人情的“回报”和人情的“不算账”。具体而言，人情原则的实现方式包括人情实践和面子实践两个维度：人情实践指人情的给予（如关照、关心、帮助等）与人情的回报（如领情、感恩、感谢等）；面子实践指各种面子维护或提升行为（如夸奖、恭敬、赞美等）。陈新仁提出以家文化为基础的礼貌准则。从家文化中的“一家亲”可以推导出“亲近称呼准则”（the Maxim of Addressing Closeness）；从家文化中的“亲如一家”也可以推导出“态度温暖准则”（the Maxim of Attitudinal Warmth）；从家文化中的“家族”可以推导出“家族尊重”准则（the Maxim of Familial Deference）；从家文化中的“和为贵”可以推导出“交往和谐准则”（the Maxim of Interactional Harmony）。笔者提出的关系空间论并认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研究离不开伦理与情理两个维度，借自儒家的尊尊与亲亲，二者引导、调节、规范着交际者的言语行为，为现实言语交际的内容与方式提供基础、核心的语用理据。

　　积极建构中国语用学自主知识体系顺应了国际语用学知识生产的发展趋势。倡导文化多样性是国际语用学界的研究趋势与前沿课题。挖掘本土文化元素，是语用学研究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桎梏的必由之路，符合国际语用学知识生产多样性发展的需要，反映出解放语用学发展的趋势。

　　2009年，《语用学学刊》出版了一期专栏“通往解放语用学”（Towards an Emancipatory Pragmatics），标志着解放语用学的诞生。鉴于以往语用学研究不加鉴别地依赖现代西方语言的说话人常识，以及个体主义、理性与市场经济的前提，因而需要将语用学从欧美语言及其言说方式的拘囿中解放出来。语用学研究必须回归多语言的“形符”（token level）层面与实际言语实践，这对之后国际语用学关注不同文化中的语言使用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2年，《语用学学刊》再次推出“通往解放语用学”专栏。该专栏秉承解放语用学的思想，聚焦“共同参与”这一主题，以期将语用学研究部分地从西方主流范式的不足及其限定中解放出来。该专栏首篇介绍文章中特别提到“解放语用学”的提出者梅伊（Jacob Mey）作为顾问参与国际解放语用学研究小组的工作。梅伊在专栏中撰写压轴文章《先行语用学》（Anticipatory Pragmatics），指出需要更加关注解放什么或者解放谁的问题。

　　2014年，《语用学学刊》第三次推出“通往解放语用学”专栏。在该专栏中，萨夫特（Scott Saft）用基于日本文化构拟出的场理论分析英语语言，实现了日语从过去的对象语言（通过西方语用学理论分析日语，即以日语作为研究对象）到元语言的转变（以日语作为理论语言来分析作为对象语言的英语）。该专栏继续在解放语用学框架下展现基于交际实践的语用研究，进一步指出，基于欧美哲学思想的语用学理论框架被用来产出关于人类交际普遍性的假设与范式，带有典型的民族中心特征。在这一点上，解放语用学接近人类学家提出的“地方化西方思想”。也就是说，目前欧美的语用学理论只是一种本土理论、地方性理论，将之毫无差别地用来分析不同地区的交际实践的做法并不可取。

　　诚然，经过长期的学术累积与演变，西方在很大程度上设定了人文、社会以及行为科学的研究范式，并在西学东渐中为中国经、史、子、集的研究注入了更为精细化的现代分科。这促使我们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现代学科分类，同时也使西方视角及其所确立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程序化地成为我们研究之旅的向导。这一视角对中国人的行为（包括语言行为）的解释，似乎与我们的感知与体悟渐行渐远。由此，本土视角浮出水面，不断生成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研究视角。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学科对本土研究的论争已延伸至科学哲学层面，并触及不同学科的共通原理与基本命题。以中国为方法来解析人际/群际交往、关系管理和身份建构，释义话语和他者，需要回到当时当地的交流场景中切身体验，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景中，回到中国人的关系空间中，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联结思维与话语逻辑。中国语用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路径大致可概括为：深刻认识西方理论的适用性与不足，并在问题意识引导下确定研究的角度与方法，进而提出比西方理论更为贴切的理论框架以解释本土语用实践，最终确立本土语用研究的概念系统与知识系统，并努力使其成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能够解释中国的语用行为，亦可用来解释国外同类语用实践甚至人类语用实践，从地方性知识转化成世界知识，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为阐释世界提供一种中国的方法，为理解世界提供一种多元的方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回应突发舆情的政务微博话语及政务语言能力建设研究”（20AYY00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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