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科学报》通过采访国内多位学者，就大学青年教师成长话题发表了一篇题为《中西部高校“头大尾小”，顶尖研究型大学“老龄化”凸显：高校教师年龄结构面临“交接期”挑战》的报道。文中主要谈到当下我国大学青年教师艰难的成长环境，他们通常缺少资深教授的指点和帮助。
作为一个在大学学习工作生活半个多世纪的教师，我完整经历了由“青椒”到“老椒”的全过程，对文中介绍的诸多场景感同身受，由此引起我对大学青年教师成长话题的关注。
在我的认知里，我国大学青年教师的成长模式可以粗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伴随学术团队成长模式”，第二类为“后学术团队成长模式”，第三类为“独立成长模式”。
第一类模式是指青年教师一直在大学某个学术团队里，在一代代学术带头人的精心培育下茁壮成长。这类成长模式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师徒传承模式，在欧美大学里比较少见。如果团队中学术带头人属于大牛，青年教师的成长过程会比较顺畅。当然，这也取决于青年教师自身的认知与表现。如果有人过度依赖导师，缺乏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意识和行动，那么在这样的团队中就很可能会被淘汰出局。这种成长模式对于大多数青年教师bob半岛在线登录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古生物团队就属于这类模式的代表。这个团队自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成立开始，历经70年，由五代相关代表性人员传承至今。
第一代成员主要是以1952年来自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杨遵仪、王鸿祯、郝诒纯三位先生为代表，他们都是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著名教授。1980年，三位先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第二代成员代表为1956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的殷鸿福先生。殷先生于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2018年荣获“全国最美教师”荣誉称号。
第三代成员以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童金南、赖旭龙和202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谢树成为代表，他们都是殷先生的嫡传弟子。
第四代成员以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宋海军和罗根明为代表，他们先后获得国家级青年人才荣誉称号。宋海军的导师是童金南教授，罗根明的导师是殷鸿福院士和谢树成院士。
此后还有第五代以王奉宇（导师是宋海军）为代表的多位优秀的“90后”博士研究生。显然，这类青年教师成长模式在我国大学并不鲜见。
第二类青年教师成长模式属于第一类的“变种”，主要指那些从牛人团队研究生毕业后离开学术团队的青年学者，这类青年学者依然可以通过不同方式享用原来高水平导师及其学术团队的相关资源。这类成员由于受到牛人导师团队优良学风的熏陶，再加上自己勤奋刻苦，往往可以做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这类青年教师成长模式在欧美学者中比较常见，我国许多海归学者的成长模式大多属于这一类。
第三类是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40后”“50后”以及当下大多数青年教师的成长模式。尽管当今大学青年教师基本上具有博士学位，然而，由于原来求学阶段导师团队资源与境况千差万别，导致他们必须依靠独立奋斗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人脉和团队。其实，这也是一些学术大牛们的成长经历。
我在科学网发布的多篇文章中，深情地回忆了我在大学教师独立成长过程中的经历与体会。例如，《感恩学术路上多位前辈师长》记录了我自大学本科至成长为一名大学教师的经历中，多位学术前辈对我学问、品德的深刻影响。《回忆30年前得到一位老科学家的帮助》记述了我国大地构造学家马杏垣先生在我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过程中对我的帮助。《怀念我的前辈师长谭承泽先生》展示了我保留的多封谭先生为我解答科研疑惑的回信，字里行间彰显了一位德高望重老教授对我的诸多帮助。《学问大家游效曾院士》回顾了我的前辈乡亲、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游效曾院士的学术风范对我的影响。我先后在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两次与他见面，聆听他的教诲。《回忆我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Hansen教授的合作》介绍了殷鸿福先生推荐、杨遵仪先生帮助我与丹麦科学院院士、哥本哈根大学地质研究所教授Hansen建立合作的科研经历。Hansen教授是国际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他深厚的多学科交叉知识背景、谦逊待人的高尚品质深深地感染了我。
大学青年教师成长是关乎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大事。如果我们的大学没有一大批学风正派、潜心学问的青年教师，就不可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不仅需要青年教师自身的努力，更需要政府和大学管理者下决心摒弃急功近利与浮躁心态，为青年教师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同时，我也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大学青年教师要做一个学术上的有心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面对身边杰出学者的行为世范不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应当主动出击，通过各种途径学习、感受他们的科学精神与品质。努力将身边一些优秀学者的人格修养与学术品质，逐步变成自己的科研行为与思维方式，就一定会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知识人才，产出高水平的科技成果，为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作出努力和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