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改造了中国的国家机器。用今天的标准看，那时候的“西学”，主要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西学东渐除了有思想启蒙作用外，更重要的是满足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为国家机器内部的专业化、技术化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典型如严复翻译《群学肄言》，其刚开始的作用确实是一种思想启蒙，通过引入“市民社会”，来反思君主专制。但从后续的学术发展看，“群学”更重要的作用是，它为认识社会、理解社会，提供了非常好的认识工具，调查研究作为一项科学活动，本质上也有治理术的作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学术运动，这个学术争论和历史上的学术争论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社会科学式的争论。论战各方除了有各自的理论武器，也要结合中国实际拿出论据。比如，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经济学派，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通过大量田野调查证明了中国农民受到严重剥削，从而科学论证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等中国人也做了很多有分量的田野调查，为中国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提供了直观依据。由此，学术界和实践界形成了共振局面。
这场学术运动的意义，除了为中国革命实践提供了理论判断外，还呈现了现代学术与政治关系的实践样态：学术具有公共性，哪怕是学院派的学术活动，也不可能回避重大社会问题。而学术介入公共政治，不能仅仅依靠理念和价值，还需要理论和方法，通过严肃的论证参与实践。比如，即使是与中国农村经济学派持反对意见的陶希圣，也反对“为公式而牺牲材料”，中国走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道路，是经济发展和阶级势力转移的问题，不是爱憎和喜惧问题。
学院派的实证的、专业的知识生产，也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公共政治。比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学、人类学是学院派色彩比较浓厚的学科，但他们也参与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调查，为现代国家治理提供了基础。在学院派的学术实践中，任何一个调查，都是在特定场景中产生的。这个场景，可以是村庄、社区、工厂或机构，也可以是特定的社群、组织或其他活动形式。人类学的调查一般都是以异文化，尤其是没有文字的部落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因此，人类学的调查通常也被称作是田野调查。但后来，人类学也逐渐将现代文明当作调查研究的对象，其中的重要标志便是费孝通在江苏开弦弓村调查基础上写作的《江村经济》。
《江村经济》完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以苏南的一个普通村庄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对村庄的土地、人口、家庭、经济、文化等要素进行了解剖麻雀式的研究，回应了工业化冲击下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基本命题。《江村经济》不仅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术史上具有范式转换的意义，也在塑造注重田野、求真务实的中国学术传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彼时，中国学术界正在掀起一场走向田野的运动。除了参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各个学科，社会学界有一大批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项目和计划，比如，李景汉等人开展了人力车夫、手工艺人、底层百姓、妙峰山香客、天桥艺人等方面的调查，发表了诸多调查报告；杨开道、许仕廉对清河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展开了普遍调查。在民俗学界，也有一大批学者走向田野，民歌和民间艺术被广泛重视，得到了收集和研究。而在诸多社会团体的社会活动中，社会调查也得到了充分重视。比如，在这一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晏阳初主持的定县实验以及卢作孚主持的北碚实验，都产生了重要社会影响。
某种意义上，“走向田野”已经成为旧中国救亡图存的重要社会运动，这也在中国领导的革命斗争中获得了回响。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人，非常重视社会调查，并将调查研究视作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天，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动进行考察，撰写了《湖南农动考察报告》这一光辉文献，对认识和指导农动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井冈山和瑞金时期，留下了《寻乌调查》等光辉文献，“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获得了广泛认可。在延安时期，同志亲自校读了保存下来的调查材料，编为《农村调查》一书，并写了序言和跋。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农村调查》的序言被列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强调用调查研究去反对主观主义，保证中央路线、政策在各地和各个部门正确贯彻执行。也是在这一时期，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调查，极大提高了党的战斗力。
党的人在具体的革命实践过程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了极高的社会科学素养。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一种具有分析性的理论方法。中国传统的学术是按照“职业分途”来认识中国社会的，社会被分成士、农、工、商等职业群体，乃至于，梁漱溟这样的具有文化守成主义特点的学者，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也用“有职业分途、无阶级分野”来描绘近代中国的社会特征。甚至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也暗含了和梁漱溟“伦理本位”类似解释。但中国人掌握了阶级理论后，就形成了认识中国社会的全新视角；通过实证调查，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给揭示出来了。“守成”与“革命”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它们都要建立在实证材料基础之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做的社会调查研究，无论是在政治实践中，还是在学术范式上，都具有典范意义。
近代中国的国内国外环境异常复杂，国内的政治势力很多，社会矛盾也很尖锐。中国作为一个先进的政治集团，除了要有先进的思想、高超的组织技术以外，还要有科学的工作方法。和以往的政治集团不同，中国的政治实践不是从典籍里找依据，而是在调查研究中获得力量。不管是有意无意，她认识到改造中国得有科学依据，做任何决策都要符合实际，因此调查研究就必不可少。比如，《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其实就是要对党内外质疑农动过火的舆论说不，用事实说服大家继续开展农动的工作。
不是社会调查的科班出身，但《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做到了最高境界。迄今为止，这篇报告还是中国社会调查报告的范本。从学术标准看，一篇报告能做到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就算是极高水平。但很多报告，要么是只有材料的罗列，没有核心观点；要么就是通篇是观点，材料却不完整；要么就是观点和材料“两张皮”，各说各话。绝大多数报告能够提供一个事实，就算是成功。但杰出的报告不单单是要提供事实判断，还要推动社会变革，将立场融入材料和观点里。这篇报告是有鲜明立场的，同情和支持农动是报告的灵魂。关键是，这个立场并没有自说自话，而是用充分的材料分析，让人信服，完美诠释了学术和政治的统一。
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政党，马克思主义不单单是意识形态，还是包括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就需要实证化。社会科学不是一个抽象的学说，而是一个经验科学，其核心特点就是可分析性。对任何社会问题，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用“大词”去取代。可见，中国人的社会调查研究，和近代社会科学注重田野、参与实践的学术品格是高度一致的。调查研究在党和国家的治国理政实践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融入治理实践中（如重大决策先向社会征求意见、重大政策先试点），还成为党的建设的主要载体，每当党内出现官僚主义、风险时，党中央就会号召全党开展大兴调查研究活动。
历史上，中国在1941年和1961年开展了2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41年调查研究的“田野”主要还是农村，但到了1961年，则不仅有农村，还有城市、工厂等各行各业。历史证明，通过“走向田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也有效纠正了一段时期内党内的、官僚主义问题。李强总理说，“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说到底是政治实践科学化的体现。
本书是作者从事田野调查和基层研究工作的方法总结和反思，对社会调查研究的操作过程，如问题提出、实地研究、研究表达等，做了体验式的说明，亦对调查研究的构成要素，如田野、质感和方法，做了阐述。有别于一般的教科书式介绍，本书致力于介绍一种接地气的调查研究方法，不仅试图理解调查研究的科学性，还尝试解释调查研究在治国理政中的特殊地位。半岛·BOB官方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