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阎晶明专著《同怀：鲁迅与中国人》：我的鲁迅研究结合着对当代文学的热情

　　“须仰视才见”，是鲁迅小说《一件小事》里的一句话，某种意义上，它也代表着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阎晶明“鲁迅研究”的基本姿态，“一个民族伟大的经典作家，需要人们敬仰，更需要有人不懈地以专业的精神和专业的水准去阐释和挖掘，使经典作家的思想、精神及艺术光彩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始终熠熠生辉。”近年来，他一直专注于深入研究鲁迅及其作品，从《鲁迅还在》《鲁迅与陈西滢》《须仰视才见》《箭正离弦》，再至新近出版的《同怀：鲁迅与中国人》，他从一个又一个侧面展示着鲁迅在文化精神、思想启蒙、民族性格塑造等各个方面的作用。

　　《同怀：鲁迅与中国人》，聚焦中国人与鲁迅的交往或交集，以“同怀”和“神交”两个关键词，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风云跌宕和人性光辉。它的意义，正如阎晶明所言，“鲁迅研究之所以代代无穷已，并不限于鲁迅的作品被不断做出新的阐释，还因为他的生平本身就是说不完的话题。与中国人的往来、交集，是鲁迅生平中鲜明地存在着的线索。梳理这条线索，分析其中的内涵，对于全方位认识鲁迅、理解鲁迅，都是必要而且重要的。”

　　记者：“鲁迅与中国人”这个系列写作的缘起，是2021年你在阅读和关注的一个话题“鲁迅与方志敏”，由此而有的进一步延伸。在你所有的鲁迅研究中，它的出现似乎是一种必然，因为这个系列，延续了你书写鲁迅多个侧面的初衷。但它的意义显然也是不同的，它关系到鲁迅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的写作与思想。

　　阎晶明：虽然只过了三年时间，我现在却记不起来，自己是怎么注意到“鲁迅与方志敏”这个话题的。但当时已经很为其中的故事着迷，让我知道，一个人背后，一篇文章的后面，原来有那么多附着在上面的传奇。是的，真的很传奇。我在书中所写的“鲁迅与方志敏”，还只是限于篇幅和当时认知的一小部分。2022年，全国政协开展网上读书活动，做法之一就是面向全体委员做线上读书讲座交流。我因职业原因而被推到前台深度参与。讲过“鲁迅与方志敏”之后，就又有了鲁迅与其他中国领导人往来的专题。因为那时我正热衷于阅读一套大书：《年谱》。里边提到鲁迅名字的，不下百余处。话题很多。而鲁迅与周恩来，可称同族；与陈独秀、李大钊，可称战友；瞿秋白，则是鲁迅唯一称之为“知己”者。那么，这样一条线索一勾勒，一个主题很分明了。陈赓与鲁迅见面的故事，则又有另外一种传奇色彩在，我觉得也很必要尽可能梳理出来，从中看出鲁迅很特别的另一面。

　　说到这一研究和写作的意义，我可以很笃定地认为，意义十分重大，研究非常必要。我说的意义和价值，当然不是指我所写出来的结果，而是指这个话题、这个主题本身。我们都知道，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存在，绝不仅仅是文学成就意义上的，无论是在思想启蒙还是在民族性格的塑造上，鲁迅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既是通过他的文字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阅读而感知的，也是鲁迅自身参与社会实践而为人感召的。鲁迅研究之所以代代无穷已，并不限于鲁迅的作品被不断做出新的阐释，还因为他的生平本身就是说不完的话题。而在朴素的研究里，与中国人的往来、交集，就是鲁迅生平中鲜明地存在着的线索。梳理这条线索，分析其中的内涵，对于全方位认识鲁迅、理解鲁迅，都是必要而且重要的。

　　记者：这涉及到一个词“翻转”，实际上，鲁迅与中国人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也不乏研究，但在“人间鲁迅”这个概念提出之后，对于这方面的关注与强调其实某种程度上后撤了一步。你在当下再次关注这个话题，有什么突破？或者说，是否再次造成“翻转”？

　　阎晶明：不能说突破，真的是旧话重提。我希望读者朋友不要误会这样的努力，认为是离开文学的讨论。不，对一个经典作家而言，他和时代的关系，和同时代各领域尤其是影响社会发展走向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他们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以及表述上的异同，都是我们认识这位作家不能缺少的角度。“翻转”是我从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那里学来的词，我认为他很简洁地概括了几十年来鲁迅研究所走的道路，比起研究者互相之间的不同，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的总体性特征及研究趋向，似乎更有观察的价值。鲁迅与政治人物，尤其是中国领袖人物之间的交往、关联及比较，在今天很有重提甚至认真深入讨论的必要。让鲁迅走下神坛，让鲁迅回到我们身边，让鲁迅亲切起来，这都是必要的呼吁和研究，以及塑造鲁迅形象的必要。但不可否认，因为这种声音的不断增强，再加上网络时代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关于鲁迅的复杂表达，鲁迅形象同时也有碎片化、八卦化甚至刻意曲解的倾向。如果一个经典作家的生活只是呈现为好玩、有趣，如果他的生平经历不与他伟大的一面相联系，那么他的成就和他的生命历程之间就形成一种分裂的状态，让人难以理解。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讨论鲁迅与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话题。我不能说自己在寻求创新，也不是突破的努力，而是要敢于提出这样的话题，引起更多研究者的注意。

　　记者：《同怀》中择取的中国人，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这样和鲁迅有过交集或交往的，也有、周恩来这样没有现实来往、“神交”的。在这些人物之外，还记录了中国人之于《鲁迅全集》出版上的作用。一个问题是，人物的选择、资料的梳理、线索的追寻等工作，必然是不容易的。

　　阎晶明：在各种各样的鲁迅传记里，描写和叙述鲁迅与上述这些人物的交往应该是很少的，我们的生平研究和传记写作，基本上还是定位于鲁迅就是一位文学家这样的范畴。而且事实上，鲁迅与、周恩来等人的“交往”也是一种“无中生有”。但恰恰是这种“无”里又包含着“有”。我并不强调、渲染其“有”，而恰恰有时要刻意求证其“无”。比如鲁迅和陈独秀是否见过面，我就采信于孙郁等学者的“没有”说。为此，我还跟《觉醒年代》的编剧龙平平先生探讨过，鲁陈同处一室而且热烈讨论问题的场面完全符合艺术真实，而他们并没有见过面很可能是生活真实。鲁迅未必知道方志敏这个名字，也未必知道在家里接待过的红军将领名叫陈赓，但丝毫不影响他们有很多同构的地方。鲁迅唯视瞿秋白这位忘年交为“知己”，这看似比喻的说法里，其实暗含着深意。这种以神交为主的关系往来，以及由此折射出的同怀境界，正是我想要强调的主题。

　　记者：“有”与“无”的这番表述，让我想起郜元宝教授关于你《鲁迅还在》一书的评论中下过的一个颇为准确的结论：“既让充分的材料自己说话，也允许不充分的材料保持沉默”。这是否也是你治学的一种风格或曰准则，以考据为依据，所谓“能下结论的绝不推诿，仍有疑惑的绝不悍然论断”？

　　阎晶明：不能说已经做到了，但肯定是努力方向。我不是做史料研究的，其实并不擅长，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史料说话比起研究者的喋喋不休更有说服力。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写作者必要竭尽全力占尽材料，就像小说家占据素材一样，而且还要对素材进行个人的整合、串接、打通。写作的过程中，要尽力让材料说话，还要让材料“吵架”，又要控制材料的走向，不能放任它们以至失控。它们带给读者的感受是，除了材料，其他的叙述仿佛都是过渡，材料纷至沓来，是写作者的财富，它们比貌似的天才要重要得多，也有意思得多。但写作者不能陷到材料里，进而迷失。材料为主题所用，它们自如地说话，又共同服务于作者要表达的主题。这样，材料首先是必须要保真、可信，然后就是平和地说出有证据的话来，从而展现力量。

　　记者：不得不提及的是你的写法，你曾多次说自己“是以研究的态度，但是以散文、随笔的写法，尽量用朴实的、有温度的文字叙述”。这样的好处是，文章在专业的基础上又亲切可读，也就是说，这种写作是个人体验与学术研究的结合，但需得承认一点，这样的写作对作者提出了要求。

　　阎晶明：我这些文章，既不是论文，也不是散文，编辑定位说是学术随笔，我觉得也是不得已的说法。但我不认为这很重要，自己没有想过它们是什么，别人认为是什么，符合什么样的规制。写作的欲求，就是要努力把话说清楚，为别人看得懂而写，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小心思而为。我的原则是，态度必须是学术的，每说必有出处，让人读之踏实，是别人的结论，就不要模糊处理成自己的，涉及到重要论题的结论，必须要清晰地知道，或者尽最大可能去了解、掌握各家之说，然后并不自以为是，而是要小心翼翼地推出自己的看法。我写文章，又不需要满足评职称、评项目这些条件，但作文仍然要自律。这就是想法和做法。我认为这是阅读鲁迅得到的启示。鲁迅的写作，最不在意的是文体的定位，自己认为是什么，别人会认为是什么。他说自己的小说是“小说模样的文章”“至今还蒙着小说的名”，说叙事散文集《朝花夕拾》“文体大概很不统一”，说《野草》“夸大一点说，就是散文诗”。直至1933年，他都不用“散文”这个概念来表述某种文体。当然，杂文就是另一说了，因为恰恰这个文体是很不入当时很多文学家之眼的，那鲁迅就要强调，自己所写就是杂文。你越看不起，我越强调，你认为正统的，我却不在意。我们学不来那种风范，但出于认同地做事，还是有可能的。

　　记者：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细节，细节当然是佐证与依据，但细节某种程度上亦是结构，从中透露出的，是阅读之深浅，立论之捭阖，也就是说，并不拘泥与缠绕于细节，它指向的是观点。我以为，这其中透露出的是一种能力，关于阅读的、写作的，但同时透露出的，更是一种长期的巨大的热情。是否可以说，鲁迅这个人物之于你，在推崇之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他来对自己做一种向内的反观？

　　阎晶明：不能夸大自己努力的成效，鲁迅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高地，成果丰硕，大家辈出，我很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阅读这些论文、著作。我虽然不在科研机构工作，但自认为鲁迅研究的资料还是占据一些的，关于鲁迅研究的专业期刊也是长期阅读并保存的，这几乎就成了自己写作的保证。当然，我毕竟在当代文学界从业，我是把鲁迅当成我们今天文学的起点并且是高峰来看待的。我几次说过，我的写作里，想象中的读者是写小说的朋友，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述，告诉文学同道，经典作家及其作品，为什么经得住我们从一百个方向进入，值得花一百年时间去讨论。所以如果说热情，那也结合着对当代文学的热情。

　　记者：《同怀》最后一章《鲁迅：思想、革命、文学的抉择》里的三个小标题，值得一说：不追求“纯文学”的文学家、不主张无谓牺牲的革命家、没有哲学体系的思想家。这是否是你对鲁迅形象的总体概括？

　　阎晶明：任何题目都在概括的同时有所“片面”，这个片面是作者想要强调的重点，也是他自认为的独特处，可不能认为就是一种概括，说不定作者本人也要调整的。但以上三点确实是我最新的感悟，也是认为应该向读者强调的重点。鲁迅青年时代起就向往文艺，直至37岁而站上新文学前沿。但鲁迅的文学观里，的确有一种缠绕式的关系，并不特别追求成为文学家，尤其成为纯而又纯的文学家，但同时又特别重视作品的艺术性，他反对革命文学家的只讲革命而不讲艺术。鲁迅投身社会实践的斗争从不畏惧，但他特别重视生命的价值，尤其反对那些躲在安闲的后面鼓动青年去无谓牺牲的虚伪。但他并不是强调苟且活着，而是希望能策略地保存实力，以韧性的战斗精神去做长期的斗争。他的本质是战士。

　　记者：纵观你的鲁迅研究，它是开放的，有些话题可以继续深入，有些话题可以一直延展开去，生发出新的话题。具体到《同怀》，你提及要把“鲁迅与方志敏”详细梳理一下，写成比单篇文章更大的篇幅，再比如说关于鲁迅与冯雪峰，鲁迅与左联甚至更多的中国人。这种“开放性”，应该指向了更多的东西。

　　阎晶明：方志敏狱中文稿的传送，我还是要努力完成的，仍然在努力中。有点艰难，但价值和意义的认知从未动摇过。关于书名下的话题，肯定是开放的，也只能开放。不可能一己之力去完成，更不用说我的学力还远达不到。目前的选择是一种设定，今后能不能继续朝着这个目标做下去，那就看各方面的条件和可能了。我更愿意读到更多研究者的文章。

　　记者：鲁迅的大众传播，这是你一直强调的，实际上从《鲁迅还在》《鲁迅与陈西滢》《须仰视才见》《箭正离弦》，到现在的这本《同怀》，包括之前还有一本给青少年的读本《这样的鲁迅》，你的鲁迅研究，某种程度上是在践行让人们从一个又一个侧面了解鲁迅这个写作的初心。这么多年写作下来，你以为效果如何？

　　阎晶明：自己尽力了，也实现了预定的目标，而且还会继续做下去。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也是有很多质疑声音的，认为你一个作协的人去写鲁迅，关于鲁迅的研究本身就已汗牛充栋甚至过剩了，还能写出什么。但我很庆幸自己还有这么点小小的固执，我不敢说它们是什么成果，但对自己而言，肯定是收获。如果对阅读者也能带来一点欣喜和启发，那就是最大的满足了。

　　原标题：《访谈 阎晶明专著《同怀：鲁迅与中国人》：我的鲁迅研究，结合着对当代文学的热情》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bob半岛在线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