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忠、阚琉声：论清朝官方史学的研究及其学术拓展

　　乔治忠：男，天津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阚琉声：山东昌乐人，泰山学院历史学院讲师。201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明清史。

　　文章来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40-47页。

　　摘要：清朝官方史学在清代史学发展和社会历史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深化此项探讨，可显现出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的矛盾关系。将这个思路拓展为对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将会取得很大的学术突破。以中国官方史学的运行机制与缺少官方修史活动的西方史学予以比较，有助于探索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王朝，它承袭和发扬了中国几千年长足发展的传统史学，无论私家治史还是官方修史，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展，取得显著成就，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就清朝官方史学而言，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一是具有从独具民族特色的史学萌发开始，经历了初步发展且汇入传统史学主流、奠定记录和纂修本朝史基本格局、繁荣扩展、衰退与维持等完整历程。二是修史体制比较恒定。三是在官方史学思想和政治历史观方面，发扬和修订了传统的思想体系，使之更为严密和完备。

　　清入关前是本民族特色史学的萌发阶段，这一时期也受到内地史学传统的影响和启示，但仍以自行探索为主导，并非刻意仿从中国传统的记史、修史形式，甚至还不十分了解历来传统史籍撰写的具体规范。清入关前官方在史学上的建树主要有两项：其一是编年体满文档册的记录和逐步演进，其二是《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编纂。

　　编年体满文档册在产生时称为“汗的档子”，是以记录后金政权最高统治者言行为中心的文献，亦记有部下官员任免、将领功过、政治事件、战争状况、社会生活、对外关系等等丰富的内容，记事下限截止于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具有历史载籍与行政档案的双重性质和作用。虽有残缺，而至今存有40册，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将之复印出版之际，定书名为《旧满洲档》。而早曾行世的《满文老档》，乃是乾隆年间官方根据入关前档册抄写、整理之本，民国时期印行流传。清太宗崇德二年（1637）开始，内国史院有编年记事的满文档案，编辑目的是为了将来纂修实录做史料准备，这接续和替代了原“汗的档子”，其编纂意旨强化了史学作用，行政档案的性质有所弱化。满文档册，其编辑形式、文字载体、具体内容，都具有民族特色。

　　《太祖武皇帝实录》修成于崇德元年（1636），为满文、汉字、蒙古文每页分三栏书写，另外绘有战争场面的插图83幅，体例明显不同于明实录，但修纂实录的意念，则是得自汉族政权官方史学的启示，只是尚不愿亦步亦趋地仿照或尚不完全了解明朝实录的体式。因此，《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纂修，表明清入关前已经向汉族官方史学传统靠拢，但还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本民族史学的独创性。

　　清廷入关之后，为了适应对关内广大汉族地区的统治，不能不进一步接受几千年来长足发展的传统文化，在史学方面也不例外。但清初进行的统一全国、巩固统治秩序的军事行动延续了较长时期，以满族为主体的上层统治集团，在接受汉族文化传统方面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样，官方史学基础的奠定也就经历了较长的过程，至雍正朝才形成与确立了官方修史的基本格局。即经过顺、康、雍三朝的长期努力，特别是经过康熙间对官修史的开拓、发展以及雍正朝的恢复，官修史的基本格局得以形成，这种修史格局，主要表现于本朝当代史的纂修，由起居注、实录、圣训、国史、方略、会典、功臣传等几大系列史籍，组成了官修当代史的整体布局，囊括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典制史、人物传记等各种体例，门类齐全，并且皆可以做持续性或接续性纂辑，成为整个官方史学活动中比较稳定、始终保持的纂修项目，奠定了清代官方史学的稳固基础。

　　乾隆朝是清代官方史学发展的繁荣时期，这个繁荣局面的取得，是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积累等多种因素促成，清高宗本人对史学极为重视，也是官方修史活动兴旺的重要因素。清高宗自幼研究经史，具有相当高的文化造诣，他亲自策划和督率官方的修史活动、审定史稿论定疑难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官方史学的兴盛。这种兴盛局面主要表现为：

　　第一，修史数量多，种类全。在乾隆朝的六十年间，清廷大举兴办官方的修书事业，所成之书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超过了清圣祖康熙时期。据对《国朝宫史》、《国朝宫史续编》等书记载的初步统计，康熙朝官修书有七十余种，其中史籍约二十三种，未过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乾隆朝官方所修之书达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史书超过六十种，占全部修书数量的二分之一，总卷数达六千余卷，其中部帙在一百卷以上者近二十种，如《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续文献通考》等“六通”、《大清一统志》、《平定准噶尔方略》等等。这尚不包括《御览经史讲义》、《春秋直解》等包含历史内容的书籍、各衙门大量的“则例”之书和订正、改纂之书。这样兴盛的官方修史局面不仅居清代各朝之首，而且在整个古代朝廷内也可列居第一。这六十余种史籍内容丰富，种类齐备，在《四库全书》史部所分十五种类目中，除史钞与载记类并无清代官书外，其余各类中均有乾隆朝的官修史书。

　　乾隆朝所修史籍，有些是承袭了先朝所形成的修史格局，如续纂《大清会典》、重修《大清一统志》、纂修数部方略类史籍等等；有些则是乾隆朝做出的新的开拓。拓展修史项目和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大量存在将原本私修史项目转为官修，例如《明纪纲目》的编纂，是立意仿从朱子《通鉴纲目》之体，“续三通”的编纂亦出于接续历史名著的动机。至于因政治上的需要而增修之书，也数量众多，如为将清朝秘密建储制度理论化而编辑的《古今储贰金鉴》，为使满洲贵族和皇室子孙知祖宗创业之艰难而编辑的《皇清开国方略》等书，是其中的典型著述。

　　第二，国史纂修打开了新的局面。康、雍两朝虽皆曾开馆纂修国史，但均将纂修有功大臣列传作为主要任务，缺乏成熟的修史义例，成绩亦甚微薄。乾隆三十年（1765）重开国史馆，清高宗明发谕旨，否定了以往只为功业素著大臣立传、传内有褒无贬的作法，指出无论有功、有罪或美恶参半的重要人物，凡可立传者均不得隐没不彰，确定了“稽之诸史体例，折衷斟酌，定为凡例，按次编纂，以备一代信史”的原则，将国史纂修纳入朝廷编纂一代正史的轨道，打破了列传撰写难于措手的状况。自乾隆三十年以后，直至清末，国史馆成为常设修史机构，各种规章制度逐步健全，修史活动持续不断，成为整个清代官方修史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纲常名教准则的贯彻。官方史学活动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要体现儒学思想体系内的纲常准则，为维护其统治地位服务，然而历朝历代，均不及乾隆朝将之贯彻得全面、彻底。譬如在《御批通鉴辑览》一书中，通过讲求书法以及清高宗亲自撰写的批语，对上古至明朝的史事予以全面的评论，特别是强调臣节，要求臣对君王的绝对忠诚。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清廷编辑了《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明代死节诸臣，其中包括坚决抗击清军而死难的人物在内。同年十二月，又在国史中设《贰臣传》，将既为明臣又仕本朝的“大节有亏”人物归入其中，以“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贰臣传》的创设，解决了在史学上贯彻纲常准则的一个较大问题，为以往各朝代的正史所未及。后来，又采取在《贰臣传》中分甲、乙两编。另设《逆臣传》等一系列措施，更细致地贯彻了所谓“彰善瘅恶”之义。这些举措，从思想实质上看是腐朽的，但在修史活动中却是花样翻新，导致修史高潮迭起，是官方史学达于繁荣的表现之一。

　　第四，取得了相当的史学学术成就。乾隆朝纂修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大量本朝当代史，提供了集中的、有条理的历史资料，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但这是历代官修史籍所共有的性质，不必具论。值得提出的是：乾隆朝官方还有意识地从学术角度上编纂了许多史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以往历朝所罕见，这集中表现于史地学著述的开拓性纂修方面。例如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五月才最后告成的《皇舆西域图志》，立足于实地勘测调查与历史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既述沿革、更说现状，既载地理、又记史事。在历史考证方面，“遍稽正史，旁罗群籍，择其优雅凡可考据者引述辨证，不厌其详，征信存疑，兼为区析”，在实地勘测上，任用西洋人员，采用先进技术，摒弃了历来地志的所谓星宿“分野”之说。这在当时实属可贵，取得了“足以补前朝舆记之遗，而正历代史书之误”的成就，开清代边疆史地学之先河。其后，清廷又以同类方式纂修了《日下旧闻考》、《热河志》、《河源纪略》、《满洲源流考》等等，使史地学蔚然成风，是清朝官方在学术上的突出贡献。此外，清高宗还因发现早年所修《明纪纲目》中有记事舛漏之处而下令重纂，同时涉及《明史》中记载不确的问题，而对本纪及列传逐卷予以考证，存疑传信、订正舛讹，显示了在学术上孜孜以求、不惮于改作的认真精神。

　　总之，乾隆朝的官方修史活动，从统治者的重视、修史数量、新项目的开拓、纲常伦理体系的贯彻、官修史的学术性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古代官方史学发展的高峰，超越了以往的历朝历代，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嘉庆朝虽然竭力维护官方史学的发展，但乾隆朝已经穷尽所能、少有余地，官方修史不可能保持蒸蒸日上的局面，仅国史馆的建设和纂修项目尚多进展。道光以后，官方史学整体上每况愈下，但仍维持了雍正年间形成的基本格局，而这和前代宋、明等王朝的末季相比，已属颇为出色。在总的衰退中，仍然有部分项目的发展，例如《嘉庆重修一统志》实际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才最后告成，对于北疆领土叙述周悉，历史地理观念十分先进；咸丰朝开始编纂《筹办夷务始末》，对新的国际关系做出适时的史学反应；光绪朝开展大规模纂修国史儒林、文苑等传记并且在全国征求书籍、史料工作；光绪《大清会典》的纂修，史学成就卓著。如此等等，为清季官方史学的亮点，学术水平和经世致用之功，绝不亚于同时期的私家撰述。因此从整体上看，清朝官方史学的业绩，在历代王朝中最为兴盛和发达，官方的修史活动坚持到清朝统治的崩溃。

　　可见清朝官方史学无论在兴盛时期还是有所衰退，整个修史体制和修史活动，比此前各个朝代都更具有稳定性，在贯彻名教思想体系以及关照学术价值方面，也超越既往，卓有特色。因此，清朝官方史学在史学史研究之中，堪称颇具典型性的中等课题，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而且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研究探讨，可以显现出学术拓展的前景。

　　欲加强对清朝官方史学的研究和关注，首先需要认清其主要地位。这种重要地位不仅存在于史学的发展结构之中，而且在清代政治文化中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概略而言，清朝官方史学的重要地位，可以从史学本身的发展状况、在社会政治上的作用、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等三方面予以分析。

　　第一，官方史学是清代史学整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的史学实际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和，不能脱离任何组成部分来叙述和评价清代史学。近年来学界已经渐渐注意到对清朝官修史的研究，但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尚未明确从何种角度对清朝官方史学作深入探讨。笔者认为：研究清朝官方史学的基点至少在如下三处：1、清朝官方史学的内容不仅仅是官修史书，还包括官方的史官、史馆建置、官方的修史制度，以清朝皇帝为代表或朝廷认可的史学思想、历史观念、官方史学的社会作用等等，丰富而复杂，表现为立体化的社会构成形态。2、清朝官方在史学活动中，是与私家史学既联系又并列的独立主体，要作为清代史学发展史的一个方面来研讨，不能当成史学史中附带的研究对象。官方史学的各方面内容又具有整体性，这明显与私家史学不同，因此，如果择取个别官修史书插入私家修史线索内混同论述，会致使史学的发展脉络混沌不清。3、清朝官方史学相对于私家史学，具有主体的独立性，并且在清代史学的社会组成结构中具有一定程度的优势地位。官方修史在人力、物力上，都比私家具备更好的条件，对史料的掌控和征集，也远远优于私家。官方有组织性地开馆修史，在大型系统性史书的编纂上可以调动充裕的人员，投入大量财力资源，广泛征集资料，又占据了私家不可比拟的名分地位，因此成书较易，并对私家修史形成竞争性的排挤。清乾嘉时期由于皇帝热衷修史，广泛抢占书史项目，大为缩小私家纂修系统史书的选择空间，致使私家多投向具体、细微历史问题的考据。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既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地运行，组成各有治史侧重、各扬所长而又互动的史学结构，共同点在于对历来史学发展做出大总结、大清理，官方在其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乾隆时期以编撰《御批通鉴辑览》等书为契机，对历代史事、人物进行总的评价和论断，试图统一历史观念，取得明显收效。虽然清季官方史学衰退，但乾隆朝奠定的官方史学思想，被私家修史所遵循，如李瑶改订的《南疆绎史》、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夏燮《明通鉴》等涉及南明历史之书，均遵循乾隆帝关于南明历史的评断，有的还在卷首引录乾隆帝关于表彰忠于明朝的大臣、赐谥明末史可法等人的谕旨。可见清廷官方史学思想、历史观念上的影响，一直主导着史学的主流方向。不充分重视官方史学，清代史学史的研究就是偏颇、片面的，还会出现许多观点的讹误。

　　第二，清朝官方史学是整个社会运行机制的组成部分。清朝官方史学活动一开始就与其政治、军事事务密切联系在一起，满文“汗的档子”本就具有辅助军政管理与历史记录的双重作用，清初纂修的大部分史籍，都出于政治形势的需要或具体政治举措的需要，如顺治朝《御制人臣儆心录》，是清廷感于宠臣谭泰、陈名夏等获罪被诛而编辑，引述历史上奸臣误国事例，以警戒臣僚。即使历时甚久、部帙巨大的《明史》，也有着纂修前朝正史表明本朝正统地位和笼络汉人学者的政治考量。但需要注意的是：官方史学并非一味被动地辅助政治，有时则会对政治方向和行为起引导作用，尤其是官方史学发展到高峰时期的乾隆年间，更是如此。例如：乾隆帝因修纂国史列传，涉及对清初历史人物的评价，引发对多尔衮案件的；以编辑史籍《古今储贰金鉴》申明秘密立储理论，从而确定清代这个独具特色的制度。诸如此类，均为官方史学主动性地对政治施加的影响。而在更深的层面，作为清廷统治思想主体的政治历史观，是在官方史学活动的进程中建立、发展和调整，乾隆朝通过纂修《御批通鉴辑览》一书，以编年体纲目类形式记述上古至明末的历史，梳理历代政治得失、正统政权谱系、帝王之道、臣下忠节、社会伦理、民族关系等等重大问题，将儒学政治史学体系发挥、调整，达到空前的系统化、纯粹化程度，形成一套完整的政治历史观。《御批通鉴辑览》这部通史的编纂过程，实际借评论历史而建立起政治思想体系和历史思想体系，故其书《凡例》自称“发凡起例，皆经睿裁鉴定，尽善尽美，集史学之大成，实足表里六经，准式万世”，“此编体例一本至公，以为万世君臣法戒，史册权衡”，不仅是评论历史的圭臬，而且是政治方针与军政措施的准绳。1997年笔者在《乾隆皇帝传的世纪末审视———兼及传记史学的方法问题》文章中指出：

　　乾隆帝的军事思想、刑法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存于其谕旨、文集、诗集、书序、题识及钦定各种官书中，而最有特色的是以审视古今历史为枢纽的政治思想，并集中地表现于《御批通鉴辑览》一书及批语中，反映出他在天命与人事、朝代更替与正统论、君权与君臣关系、用人行政、臣节忠孝、储贰嗣位等等问题上的见解，建立起一个比宋明理学家更严密、更纯粹的封建主义历史政治思想体系。

　　因此，纂修清史不重视官方史学，也不研讨清朝统治者的史学思想与政治历史观，不谈史官与史馆建置，都是很大的学术疏失。清朝的史馆建置是其官制的组成部分，官方史学与修史活动已经纳入整个政权机制的运行之中，焉能轻忽不计！

　　乾隆二十一年（1756）发动统一新疆的军事行动，随即派出包括西洋传教士在内的地理考察队，测绘地图，清理文献，编纂《皇舆西域图志》，这是一部很具学术性和经世作用的著述。此后的清代官、私历史地理学撰述，无不从中获取资料和启发。道光二十二年（1844）成书的《嘉庆重修一统志》，对北部边疆的地理状况考订和清查十分精密、准确，绘制有近代化的精致地图，使中国国家边界的划定第一次建立在科学学术的基础之上，至今仍具有重大的意义。光绪朝纂修《大清会典》，同时编纂《大清会典事例》和《大清会典图》，其史料价值之高无可疑议，而《大清会典图》内包括各省、各重要区域地图，乃是用西方地理测绘方法，经多年努力制成，学术水平之高达到清代的顶点。以上官修各书，均起到重要经世作用和历史影响的著作，是一笔珍贵的地理学财富。至今不少研讨历史地理学的学者，眼光偏向私家著述，对官方成就置若罔闻，岂非咄咄怪事？盖学界长期缺乏官方史学观念，导致了学术史眼光与视野的偏狭。

　　第三，清朝官方史学的兴盛，其历史作用具有二重性。清朝官方修史，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对于清史研究和史学史研究都是极其有利的。清廷在明代官方史学相当衰落的境况之后，能够将官方史学史发展至繁荣局面，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事业的突出贡献。清廷在官方史学活动中，汲取了历史经验，处理和调整了本朝的历史政治观和政治策略（如放松对南明历史撰写的限制，表彰明清之际抗清的明朝臣僚，禁毁明末野史以控制思想等等），有利于巩固其统治地位。而从长久历史发展的角度考查，清官方史学的兴盛，不一定是整个社会的福音。清廷于乾隆时期，实质上构建了在史学上贯彻纲常伦理、官方主导方向、提倡史学经世的价值观，起到加固传统史学旧有轨道的作用。而旧史学体系的加固、加密，最终总是要拖累社会发展的脚步。认识及此，才能对清朝后期的史学发展做全面的评析。对于清季某些史书和史家，不应孤立地从“经世致用”角度肯定，而应当考察其中是否贯彻纲常伦理与官方主导的思想，辨明其“经世”观念是否真能促进社会的进步。由于清朝“盛世”史学加固了史学的旧有体系，并且在清后期史学的发展中仍然承袭，造成史学向近代转型的极大困难。中国自战争之后出现社会演变，至1902年梁启超宣扬“史界革命”，这竟然超过了六十年，而且转型的变化极其有限，残留了过多的旧史学观念。

　　对于清朝官方史学，有不少错误认识一直影响至今，虽多为具体问题，但足以妨碍深入研究与确切评论。这里澄清其中的几项，以供史学界思考和讨论。

　　清朝官方史学活动历历可考，官修史书存留于世，是客观存在的史学遗产，无法抹杀。但近代以来，史学界大多数学者对此似乎视而不见，鲜所表彰，更有每发讥评，一意贬斥者。梁启超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涉及清代史学，但多就私家著作评述，偌皇皇巨著“续三通”和“清三通”、若对清人历史观念有极大影响的《御批通鉴辑览》、若典制资料极为丰富的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若精细梳理和考订边疆民族和地理状况的嘉庆朝重修《大清一统志》等，均被置之不理。谈边疆地理学成就，只字不提《皇舆西域图志》，而重点讲述祁韵士、徐松、张穆、何秋涛等人著作，其实这些私家研讨边疆地理者，无不从官修《西域图志》、《大清一统志》中采录资料，更重要的是：官方纂修的《西域图志》，是将文献考订与实地考察结合一起，开有清一代研讨地理学之新风，摈弃书斋内从文献到文献的陈旧治学方法。上述有成就的学者，乃承袭了官方的这种地理学的优良风格，这是无法抹杀的事实。

　　由于无视清朝官方史学的成就，也导致对整个清代史学的轻视，例如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陈垣 元西域人华化考 序》中说：“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此言往往被学者反复引用，很有影响。陈寅恪先生为陈垣之书写此序言是在1935年，当时学界对清代史学缺乏认真研讨，陈先生自己也未曾研究过清代历史，更未研究史学史，这仅凭感觉发论，欠缺学术根底，实无足取信。明清史专家郑天挺指出：“清代史学是有成就的，是和其他学术一样有发展的。不仅如此，它还有突出前代的贡献。”郑天廷先生的议论是在1962年写成的《清史简述》（1980年出版）之中，乃立足于对清代作全面考察，其中史学部分列举出清人多种史学活动和史著，因此郑先生的论述，要比陈寅恪先生深入和客观得多。

　　清代史学与宋代相比毫不逊色，且由于时代进展而多有超越之处。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明儒学案》在经济史、学术史研讨上多所创树，宋人无可攀比之作；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之学术水平，远过宋人同类撰述；即马骕《绎史》、吴任臣《十国春秋》，也在宋代的先秦史、十国史撰述之上。章学诚之史学理论论述，宋代恐无人企及，崔述《考信录》疑古考辨的水平，足可令宋代所有疑古学者宾服。而乾嘉历史考据成果，分散来看似乎零碎，总括观察则是对以往史学遗产从微观角度的大清理，这与官方《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对史学遗产的大清理、大总结相互配合，视野之广、成果之多、研讨之深、内容之全，宋代岂可望其项背！清官修的“续三通”、“清三通”，在资料丰富、史实准确方面，比“三通”已有过之而无不及，学界习于表彰创始而忽视继作，情有可原，但清朝所修“六通”在体例上也多有调整、改进，非一味因袭。乾隆帝《御批通鉴辑览》比司马光《资治通鉴》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文字精练、议论到位，更具备论明正统、褒贬善恶、以史为鉴、资治致用的功能，因为其书贯彻纲常伦理政治思想体系更为周密、彻底。我们可以批判这种思想体系，但同是一种思想体系之下的史书，自然是更周密者水平较高。《御批通鉴辑览》内乾隆帝的眉批，除评断历史之外，也多议论史学，驳斥史籍记述的怪诞，考辨内容的失实，如指出所谓岳飞大破金兵“拐子马”乃强为附会、千载传讹，“尤理所必无”，质疑战国时期齐国用“火牛阵”大破燕兵，“蕞尔一邑，被围已三年，其不至析骸易子者盖亦几希，何得城中之牛尚有千余耶？”见识高超、敏锐，确有过人之处。宋代官方记史、修史名目极其繁多、记载重叠，屋上架屋，一朝皇帝在位期间的《日历》，就动辄突破千卷，与起居注等其他史籍内容多所重复，烦渎不精。史馆设置驳杂琐乱，增废无常，甚至以宦官任史馆监修，大失体要。且所有史学活动皆受严密控制，连起居注也要皇帝审阅，这是对历来史学规范的严重扭曲，修史成效也无法与清朝攀比。宋代私家史学多有史籍编纂的创新成就，清代私家对历史典故考订精细，则清理史实以及文献，辨伪存真，功不可没。总之，所言清代史学比宋代相差很远，不合乎实际。

　　清官修《明史》，质量颇佳，但一种流行说法是将纂成之功归于以遗民自居的布衣史家万斯同，这与总体上贬低清官方史学、从文化方面鄙视满洲上层的倾向一致。万斯同长期馆于徐元文等《明史》馆总裁之家，协助总裁删定史稿，确实做出了很大贡献，主要工作是与徐元文共同删定修成416卷的《明史稿》，成为后来继续修订的底本。但《明史》历届总裁官如徐元文、徐乾学、王鸿绪等并非不学无术，他们纂修书史也不会完全假手他人。康熙二十三年（1684），徐元文奉命专力主持编纂《明史》，不再担当其他职务，于是与万斯同通力合作，修订众多史官提交的《明史》稿。他常常工作至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杜门屏尘杂，一编究终始。静漏伴宵吟，余星照晨起”，“人情可许容褒刺，史笔翻教定是非。执简深宵还讨核，依偎藜火竟无辉”，这些诗句即是徐元文修史生活的写照，可见他并非将一切都委托给万斯同。

　　此416卷的史稿虽然重要，但距离《明史》定稿仍然很遥远，台湾学者黄彰健通过对各种《明史稿》的比较考证，指出：“万斯同对《明史》纂修的草创之功，固不可没，但从其手定的《明史列传残稿》看来，却是那样的繁烦待删，而且有些记载还需查其出处与考订真伪。”王鸿绪对史稿做出进一步修订，又经雍正朝众多史官的再编纂，《明史》定稿渐渐形成，在这最后阶段，万斯同早已去世，他在《明史》整个成书进程中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然而师黄宗羲送别万斯同之诗中有“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讬布衣”之句，乃是文学的夸张，其中不无明遗民的心态。至民国时期又形成排满思想的背景，与清初明遗民遥相呼应，遂大肆发挥，甚至将万斯同说成《明史》纂修的实际主持人，似乎史馆众官无不庸庸碌碌，从而漠视清朝官方修史的活动，这是不符合史实的。

　　对于清代官方史学，蔓延最广的讹闻误说，是渲染和讥评清太祖、清太宗、清世祖“三朝实录”不断重修、随时篡改。然而从史学史的角度研究清朝官方纂修前三朝实录的历程，资料明确，史实清晰，本无太多的疑问。

　　首先，清太祖朝实录的正式纂修成书，前后仅仅两次，第一次于入关之前，即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修成满文、汉文、蒙古文分三栏书写，并且穿插83幅战图的第一部实录，上文已经叙述。康熙年间于修成《清太宗实录》之后，鉴于原《太祖武皇帝实录》体式不合规范，重新纂修，康熙二十五年（1686）二月成书，按清太祖新议定的谥号题为《太祖高皇帝实录》，这是第二次纂修。

　　顺治年间纂修《清太宗实录》稿本之时，将入关前的《太祖实录》分别抄写了满文、汉文、蒙古文三个无图文本，这不属于重修。雍正十二年十一月，清廷又对康熙年间修成的《太祖高皇帝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中人名、地名等译音用字予以修订，以与新修成的《清世祖实录》一致，至乾隆四年（1739）完成，这也不是重修。

　　其次，关于清太宗朝实录，顺治六年（1649）正月诏修，然而次年底多尔衮逝世，转年被议以“阴谋篡逆”大罪，实录馆总裁刚林等人卷入案件，纂修之事中止。顺治九年（1652）正月，清廷再次组成实录馆，约顺治十二年（1655）初，《清太宗实录》稿本完成。此稿充满粗俗、鄙俚的记述内容，体例也不大符合传统的实录规范，因此，清廷并不认可其书，令郑亲王济尔哈朗校阅，不久济尔哈朗去世，了无结果，遂与同时修成的清太宗“圣训”一起被封存搁置。

　　康熙六年（1667）纂修《清世祖实录》之时，仍欲同时校订原《清太宗实录》稿，但大臣初步校阅即上奏请旨，认为舛误极多，“似应重修”。于是待《清世祖实录》告成之后，于康熙十二年（1673）八月开馆重修《清太宗实录》，康熙二十一年（1682）九月告成。雍正时又开始校订人名、地名译音用字，其进程与校订《清太祖实录》相同。顺治朝所修太宗实录之稿，清廷既未认可，不应算作成书，康熙时予以重新纂修，无可指摘。雍正、乾隆间的校改实录内文字，不属于重新纂修，《清太宗实录》实际只在康熙朝修成一次而已。

　　第三，关于清世祖朝实录，康熙六年（1667）七月开馆纂修，但在纂修之中，存在康熙帝与鳌拜等守旧权臣的政治斗争。康熙八年（1669）五月，鳌拜被捕，原实录馆总裁班布尔善被处以绞刑。次月，重组实录馆纂修，于康熙十一年（1672）五月修成《清世祖实录》144卷，合凡例、目录共146卷。修纂成书，仅此一次。

　　清朝纂修前三朝实录的历程如此清晰，为何世间学界却异说纷纭？这是因为康熙年间纂修三朝实录时的不少草稿、初稿，被史官私下携出或私下抄录，流向民间，后辗转倒卖，有些流入日本。现流传的《清三朝实录采要》等，皆系康熙时纂修实录过程中的稿本或私抄，不应视作修成之书。早在20世纪30年代，学者方甦生以幸存的康熙朝满文小本《太祖高皇帝实录》（为进呈御览本，因存于他处免遭焚毁）对勘雍正、乾隆时校订之本，发现载事上并无不同内容，因此不存在乾隆朝改修三朝实录的问题。

　　而《清三朝实录采要》之类的草稿之本，与定本的记事、文字存在出入，本不足为奇，但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发表了一个说法：“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清实录为常在推敲之中，欲改即改，并不似前朝修实录之尊重，亦毫无存留信史之意”。此论甚为偏颇，已有方甦生撰《清实录修改问题》一文批驳，以充分证据指出：“清代实录之修改，惟康熙朝为甚，初被华风，不得不尔。雍乾而后，仅曾校订，一经纂成，未闻修改也。”

　　然而孟森先生言论的影响颇大，加之民国时期的排满贬清情绪，史学界多人遂将《清三朝实录采要》等等视为奇货，凡定本实录记述与之不同，就斥为篡改、掩饰，认为清三朝实录多次重修、篡改，每种草稿都被当作篡改的证据。以讹传讹，流播至今，使许多人对清实录的可信度颇生顾虑。平心而论，清朝实录根据档案史料和多种文献考核筛选，基本执行了如实记史的原则，如雍正朝实录记载年羹尧、隆科多等人事迹，不因为其人最终获罪而隐瞒早前得宠的风光，近代史书未必能够做得更好。康熙朝编纂的太祖实录，不免将努尔哈赤的言论、谕旨过于文雅化，但其事则有满文档案中的记载为据，并非凭空捏造。清朝实录并非公开传布之书，是在宫中供皇帝阅读，仅纂修大型史书时，史馆可以调阅参考，一般大臣皆不能随意阅览，因此没有必要过于隐讳和篡改。

　　这里需要厘清的问题是：清代官方纂修实录等书，未定稿之前是否有权修改？原人名、地名的翻译用字，是否应当校订统一？道理是十分浅显的，任何撰述者都会如此行事。定本清太祖、太宗实录删去了早时一些俚俗、荒诞的记载，也无须大惊小怪，这是历朝历代惯常作法。被删去的那些内容，除了可用于排满、反清意识的谈资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史料价值。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渲染清朝大肆窜改实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盲目地捕风捉影，毫无意义。

　　研究清朝官方史学，是史学史内一个中等的课题，它具有很大的探索空间，而且还具备很大的开拓领域。在探讨清朝官方史学的基础上予以学术拓展，前景壮观。以此引为中国史学史的深化研究，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治学途径。

　　首先，对清朝官方史学的研究思路，可以推拓为对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即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将官方史学作为一个与私家相对应的史学活动主体来考察，势将取得中国史学史学科研究的新突破。深入研讨清朝官方史学，官方与私家史学的互补、互动、又互有排抑的关系，就能够较为清晰地显现出来，而这种关系是否适于清之前的各个朝代？答案是肯定的，虽然有的朝代不像清朝这般典型，但主要发展脉络乃是大体一致。

　　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于西周季年官方连续性地记录时事，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都确立了官方记史制度。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私家著述兴起，私修史也发展起来，至西汉司马迁《史记》撰成，私家史学已经超越官方。东汉初期，汉明帝决定官修纪传体本朝史，即不仅记史，而且纂修著述性的传世史书，标志官方与私家两条相互联系的史学发展轨道形成，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是中国史学连续性发展的根本原因。东汉以后，中国史学都是在官方与私家两重活动主体的双轨上前进，并因此而繁荣兴盛。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可以抓住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互动关系，作为考察传统史学发展的主线。以往的中国史学史论著也研讨古代历朝官方的修史活动，但这远远不够，还应当给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对等的史学地位，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构成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独到特点，以此思路探讨中国传统史学的内在动因与发展规律，中国古代史学史硏究的宏观结构和具体结论都会出现很大的改观，导致学科体系有所更新。

　　其次，将中国古代史学与古希腊、古罗马的史学予以比较，中国史学中组织化、制度化的官方史学，就凸显出独有的特点。将中国传统史学与受中国古典文化影响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史学比较，也会发现这些东亚国家的古代也都具有官方的修史活动。因此，在全球视野内作史学史比较研究，官方史学的或有或无，乃是一个焦点。中国传统的官方史学具有特别的文化魅力，凡文化发展程度低于古代中国的地区与民族，都会仿从东汉以后官方修史活动，十六国、北朝政权以及日、韩、越王朝，均证明了这一点。西方不存在官方史学的情况下，史学产生的方式和发展机制，必与中国有异有同，认真深入地比较研究，有助于揭示历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

　　以上所述，皆是基于中国官方史学研讨之后的学术拓展，只有将中国古代官方史学作为一个特定史学主体与私家史学对等看待，考察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活动关系，才能发现中国史学发展的特殊机制。将之与缺少官方修史活动的西方史学比较，又可能开掘出一处别有洞天的学术领域。bob半岛在线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