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 专题：推进学术研究与智库相结合

　　bob半岛在线登录智库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服务决策的重要途径。如何正确看待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如何将研究工作与国家和人民需求在更高的平台上结合起来，是哲学社会科学从业者需要时时面对和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期“调查研究”邀请四位专家结合自身经历，探讨智库研究的定位，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效路径等问题。

　　为人民做学问，要注意把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结合起来。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结合工作经历，笔者将体会归纳为下述三方面。

　　商务工作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民生和老百姓生活，这决定了商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央的关注和群众的愿望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问题、具体时间、具体环节上可能会有差异，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它们的融合点。

　　比如我在国内贸易部工作时，提出了实施“五三一工程”的建议，“五”就是五大商品——粮、油、肉、菜、糖，“三”是三大改革——连锁经营、代理配送制和粮食企业改革，“一”是加强商品市场体系建设。在当时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部党组明确表示，中央确实关注物价，但是还要考虑老百姓的愿望，当时老百姓更关注的是食品，所以没有将汽车、钢材、煤炭等生产资料纳入。后来向国务院汇报，副总理也很支持，认为钢材价格上涨，企业很关心，政府也很关心，但是老百姓并不关心。因此，必须要将中央的关注和群众的愿望结合起来。

　　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基层的实践经验也是一致的。我们讲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但在实际的生活和工作中，往往还有脱节。所以，我们在研究中一定要注意，必须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但是国家的大政方针毕竟只是一个方向，究竟能不能落地、能不能接地气还有待检验。有些方针可能方向很对，但一旦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落不了地，这就需要再完善。因此，必须要将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基层实际经验相结合。同时，有一些基层的创新经验也非常好，但是也要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相匹配。如果领导关心的不是这个，那么基层的创新经验，可能也不会很快被采纳，政策效果也会打折。所以，基层的实践经验也要和国家的政策方向相结合。

　　因此，这两者的结合需要格外注意，否则再好的政策如果落不了地，那就是一纸空文，同样，再成功的基层创新，如果不符合中央部署，也很难发挥它的效果。

　　把理论的、国际的普遍规律同中国的、本地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这点非常重要，特别是从商业角度来看最明显。就商业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开始主要是学习日本的流通企业经验，日本也不是原创，他们是学习欧美的经验，进而和日本的实际情况结合。而日本和中国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所以我们学习日本的经验，实际上就包含了吸收欧美经验。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贸易部和日本通商产业省签订了一个协议，由日本政府出资，资助日本专家给我们讲课，同时资助中国的企业家到日本去考察，所以中国早期大型商业企业的领导很多都去日本考察过。后来中国自己发展起来之后，既有我们的中国特色，如超大规模市场、内循环等，也体现了现代流通理论和国际的普遍规律。

　　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比如商业到底能不能创造价值？这个问题争论了很多年，很长时间以来，很多人认为商业不创造价值，不把商业看成产业，可是后来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晓东教授从《资本论》中找出了很多理论依据。当年商业部的老部长也说过，马克思曾说如果一个歌手在家里唱歌，他不创造价值，但是如果在剧院演出，他就创造了价值。当然，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流通是个产业，而且是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产业，但这经过了漫长的过程。因此，理论支撑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现在仍然有必要学习国际规律，尽管有些国家想和我们脱钩断链，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学习国外先进的流通业态、流通技术、流通模式，只有把国际上最先进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我们的流通产业才有可能发展。

　　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形式，学术研究是基础，智库研究是结果。二者既有联系，又存在许多不同之处。

　　第一，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的进入门槛不同。学术研究的门槛考察进入者的受教育程度、接受专业学术训练的程度等，智库研究的门槛在于进入者的政策研判能力、与决策部门的熟悉程度等。就学术研究而言，一般通过专业的学习可以达到一定专业水平并获得学历，达到进入门槛。智库研究的进入者一般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政府部门人员通过“旋转门”进入智库，一种是相关专业人员通过智库招募考核进入智库。第二种类型的进入者往往需要一定时间的磨练才能成为合格的智库研究人员。

　　第二，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的出发点不同。学术研究是研究者从自身角度出发，发现并研究学术问题的过程。这个学术问题可能与现实联系紧密，也可能与当下的现实联系不那么紧密。比如，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10周年，研究者可以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视角，研究三地商贸物流产业的协同发展，从时空差异进行动态分析，做成学术论文。而对于智库研究则有所不同，它的出发点一定是决策者，想决策者所想、解决策者之急，它不要求研究者面面俱到，而是直奔主题、解决问题。

　　第三，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的范式不同。学术研究重在学理探讨，智库研究重在咨政建言；学术研究重视问题的来龙去脉、学术溯源、前人研究的梳理；智库研究重视问题导向，着眼现实问题，关键是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比如，以“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选题，如果做学术研究，则需要从界定市场概念入手，做文献综述，然后提出研究的思路，采取相关的研究路径，得出自己的研究结论。如果做智库对策报告，那么就需要直面问题所在，剖析成因、提出对策。

　　第四，范式差异导致学术论文的撰写与智库对策报告写作要求不同。近年来，国家整顿滥发期刊论文乱象，现在正规的学术期刊要求三版起发，所以一般学术论文要求字数至少5000字，核心期刊的论文字数一般在8000字到15000字，权威期刊和顶级期刊的字数在15000字左右，甚至有的权威期刊把论文字数的门槛设定至少25000字。相比之下，智库对策报告则需要短小精悍，3000字为宜。

　　第五，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的时效性不同。以课题为组织形式的学术研究，一般研究周期在数个月到数年，周期相对较长。以发表期刊论文为主要成果形式的学术研究，一般周期至少在数个月；以学位论文为目标的学术研究，其周期更是在2年以上。智库研究则截然不同，它有明显的时效性，一般要求一周左右，甚至要求一天之内完成。

　　第六，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的组织形式不同。学术研究多数情况下是研究者独立完成为主，辅以导师指导、课题组内集体讨论。智库研究则更多地需要集体讨论，头脑风暴，集思广益。

　　第七，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的评价机制不同。学术研究的评价是按照其成果类型进行对应的评价。2020年10月，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乱象。2020年1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明确“不得简单以刊物、头衔、荣誉、资历等判断论文质量”等10个“不得”的底线要求。目前，虽然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倡导的AMI综合评价中首次提出“以文评刊”，引领风气，但是全社会仍然存在着“以刊评文”的顽瘴痼疾。在智库评价方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创建了包括吸引力—管理力—影响力三个一级指标的AMI综合评价体系，在2021年获评国家标准，并且得到了广泛应用，获得了众多机构的好评。目前，我国智库研究与评价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基础学术研究，导致智库研究缺乏坚实支撑；智库简单地以领导批示作为决策影响力；智库以哗众取宠的方式追求媒体曝光以提升社会影响力；智库在国际交流方面存在流于形式、缺乏深入互动的问题。

　　综上所述，虽然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存在众多不同，但也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解决问题，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研究者需要在两种研究中寻找到自己的平衡点，更好地发挥特长，实现自我突破。尤其是对于青年的研究学者而言，应当从学术研究入手，逐步找到智库研究的突破口，才能有所收获。

　　自2014年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以来，智库研究在高校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不少高校教师纷纷投身智库研究，但如何做好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的有机结合，是困扰许多高校教师的问题。笔者结合自身体会提出五方面心得。

　　第一，努力调整心态，在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之间顺畅切换。一是要发自内心对智库研究有真正兴趣，并认同智库研究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和学术研究相比，智库研究在当前高校中仍处于相对弱势状态，从事智库研究的教师在职称晋升、科研考核等方面面临更大的压力，甚至难以得到高校主流评价标准的认可。如果高校教师对智库研究工作没有真正兴趣，常常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困扰，导致心态失衡，难以长期坚持。二是要有“沉下去”的智库研究定力，切记不要有急功近利的想法。部分高校教师把智库研究当作学术研究做不下去时的替代品，认为智库研究可以“短平快”，把智库研究当作捷径。但事实上，如果有学者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取得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往往并不是智库研究本身相对容易或是没有科研含金量，而是基于该学者前期学术研究积累的转化。三是要志存高远，既要有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现实问题的大局意识，也要有预判未来重大趋势的前瞻意识。尤其是高校教师做智库研究不能只做细枝末节的当下问题，要有一定的前瞻性，预判和关注未来的重大问题。

　　第二，有所为有所不为，深耕细分领域，打造专业优势。一是必须坚持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两手抓”“都要硬”。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一定是有相对扎实的前期学术研究成果作为支撑，仅凭个人直觉和拍脑袋，或是充当“二传手”，网上检索点资料，拿不出好的智库成果。近年来，智库服务客户的专业能力也在不断提升，不少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拥有硕士甚至是博士学位，没有扎实的前期研究和调研，仅凭文字材料的简单堆积，要获得认可并脱颖而出很难。二是不要盲目跟随热点，频繁切换智库研究领域。智库研究既要针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国际上焦点热点问题开展深入研究，也要针对重要思想理论观点、重要战略情况与动向进行动态跟踪研究。原则上，高校教师智库研究领域应与自己擅长或长期关注的学术研究领域保持一致；即使不是自己学术研究的领域，近期也承担过同类项目，有一定数据和成果积累的领域。如果过于功利，为报送而报送，可能会适得其反。三是要客观认识高校教师做智库研究工作的短板和优势。和政府部门的智库研究机构相比，高校教师的优势是系统性和逻辑性强，研究视野比较开阔，短板是往往对现实情况不了解，掌握的实际数据和资料不够充分。一般而言，一周之内要完成的智库研究任务，政府部门智库研究机构更加擅长，但如果委托时间在一个月以上，高校教师会有一些优势。考虑到目前政府委托的智库研究任务往往时间较短，高校教师应聚焦如何增强任务快速响应能力，拓宽智库研究的外部协作网络，如熟悉相关领域状况的学生、校友，或有过课题合作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等。

　　第三，敢于躬身入局，秉持乙方思维，学会站在决策者角度提出解决方案。一是要以问题为导向，深入调研一线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隔靴搔痒，游离在现实问题之外，很难做好智库研究。高校教师要合理分配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的时间，主动参加政府、企业、协会等实务部门组织的各类调研活动。二是要聚焦主要研究领域，通过挂职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机制，主动与相关政府部门、智库机构等建立常态化的稳定合作机制，渗透到相关部门的日常工作中。三是要积极承接各类社会服务课题。社会服务课题是培养高校教师乙方思维、服务意识，提高其逻辑能力、表达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高校教师深刻了解现实问题的重要渠道。同时，社会服务课题还是确保高校教师高层次智库研究独立性的重要支撑，能为高校教师在“命题作文”式智库研究外，主动发现重大问题、开展前瞻性研究和探索多元化的成果等方面，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撑。四是要主动创造机会，参与国家层面智库研究工作。尤其是对于北京之外的地方高校来说，受平台能级等因素影响，参与党中央和国家部委课题研究的机会不多，获得重要领导采纳批示的机会较少。因此，需要放下身段，积极主动参与申报党中央和国家部委发布的课题，或对接并参与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以及国家级协会的调研课题。由于上述类型的课题往往是当前国家或区域的重大现实问题，且一般有成果直报渠道，往往容易形成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高质量智库成果。

　　第四，做好“一鱼多吃”的准备，最大程度发挥智库研究对学术研究的贡献。一是要通过智库研究来帮助学术研究发现真正的问题，为标志性学术研究成果创造条件。不少高校教师出现学术研究瓶颈，很大程度上不一定是学术研究能力不够，而是缺乏发现真正问题的能力。尤其是脱离导师指导后的青年教师，其理论研究基础、掌握的研究方法和工具等都非常不错，但常常面临找不到有研究价值问题的困惑。二是要合理利用政策，找到智库研究和学术研究相互促进的契合点。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政策的重大变化之一，是预期成果由“成果形式、使用去向及预期社会效益等”申报维度改成“成果形式、宣传转化及预期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对课题成果的转化提出了明确要求，不仅要考虑学术研究贡献，更要体现对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的贡献。同时，采纳批示等智库研究成果既可以作为课题申报的重要前期基础，也可作为申请免鉴定结题的重要条件。三是思路和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是高质量智库研究的趋势。要做好智库研究和学术研究的相互转化，必须加强智库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可信度。特别是要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案例研究等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从智库研究成果中寻求学术研究创新的切入点，形成以学术研究促进智库研究、以智库研究带动学术研究的格局。

　　第五，多措并举，确保智库研究成果多样性和丰富性。一是客观认识采纳批示成果。采纳批示是智库研究成果的重要形式，但不是唯一的成果形式。同时，评价采纳批示成果不仅要看采纳批示的级别，还要看采纳批示的具体内容，以及采纳批示提的建议最终是否推动政府形成政策文件。二是补齐行业标准、发展报告等智库成果短板。相对采纳批示的主要依靠个人短时间的努力，行业标准、发展报告体现的是团队长期的共同努力，需要投入的精力更多，发挥作用更大。尤其是行业标准应成为智库研究重要的成果转化形式之一。此外，高质量的智库研究系列丛书也应该得到足够重视。三是高校教师要主动积累并尽量参与智库研究领域的数据库、案例库和资料库建设。每一个智库数据库、案例库和资料库的建立都是未来高校教师智库研究团队有序传承的重要基石，也是开展可持续高质量智库研究的保障。四是要重视成果宣传。智库研究成果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传播效果。高校教师要学会借助主流媒体进行成果宣传，或是和媒体联合开展智库研究，如重大政策阐释解读、现实问题深度报道，以及发表重要的智库理论文章等。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智库建设，努力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党中央强调，科技事业发展要坚持面向经济主战场和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社会科学研究亦应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致用”为何是研究之“魂”？作为基础的理论研究，作为源头活水的下沉调研，表达风格上的深入浅出，为何是高质量“致用”研究的“根”“源”“要”？

　　“致用”是社科研究之魂。社会科学领域的很多研究，大致都可分为理论与应用两个层面。唯有将二者有机结合，理论之树才能常青。“致用”应该是社科研究的初心，是社科研究之魂。在1981年撰写的《经济学是致用之学》一文中，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有一段非常到位的阐述：“从十六世纪说起，迄于今日，古往今来的所有经济学家或学派的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都离不开一个‘用’字。先是，新的经济情况提出了待决的问题。然后经济学家就是针对这些经济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分析，对其有关事物的运动提出有论据的解说，形成了理论。这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促进、控制现实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和基础。”研究经济学，需要立足现实情况、解决现实问题，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科，旨趣与此相去不远。

　　理论研究是“致用”之根。高质量的“致用”研究必须以扎实的理论研究为基础。强调“致用”是社科研究之魂，并不意味着理论研究在社科研究中不重要。恰恰相反，理论研究是“致用”之根，根深才能叶茂。一门成熟的学科，一般都有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方法论、基本问题、研究技术、研究公设，以及公认的概念、术语体系，这是进行科学探讨、严谨分析与对话的前提。被有关机构直接或间接采纳的应用研究，虽然实践性、应用性更强一些，但也往往以扎实的理论研究为基础，与理论研究有千丝万缕的关联。高水平的应用或对策研究成果，都需要具备较高理论素养的研究者参与。擅长做理论研究的著名学者，也常能做出非常有影响力的应用或对策研究。

　　下沉调研是“致用”之源。高质量的“致用”研究，除保持高度的政治与政策敏感性外，还必须充分了解民情民意，从而有必要“下沉”到行业、企业、社区、村庄，做第一手的田野调查。通过下沉调研，倾听一线企业家、农民、工人、商贩、基层干部的声音，更容易发现最前沿、最生动、最鲜活的情况与问题，也更方便深入剖析问题背后的原因，可能不经意间发现有价值的案例、模式，有时还可以找到困惑已久的问题的部分答案和关键线索。

　　笔者的导师张晓山先生常年坚持到村庄做田野调查，曾经每年到村里与农民同吃同住一段时间。他主持的课题所用农户调查问卷长达70多页，对某个农户的问卷与访谈时间可能会长达几个小时。笔者也曾用脚“丈量”过中国绝大多数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例如北京新发地市场、长沙马王堆市场、合肥周谷堆市场和南京众彩市场），对产地农户、商贩和销地零售商都进行过持续多年的追踪调研。有些农户、商贩和笔者成为很好的朋友，提供了大量真实数据、鲜活资料与生动案例。笔者母亲虽然只上过一年学，却常常能提供非常重要的研究线索，堪称我在村里的“情报员”。笔者从包括母亲在内的农民和商贩那里得到的启发，丝毫不亚于经典文献。

　　深入浅出是“致用”之要。高质量的“致用”研究，还应具有深入浅出的文本风格，而且是专业领域外的人也能看懂的风格。高水平“致用”研究的优势不在于张扬理论，而是关注与分析问题本身，所有理论、名词、概念、模型都仅是分析和组织材料的工具。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与《江村经济》，在文字风格上，深入而不深奥，简洁细致。正如北京大学教授朱苏力所言：“那些学习过相关理论的读者可以从中看到理论，不了解相关理论的读者也会感到很有意思，因为被忠实记录的生活本身是最有意思的。唯有如此，才是真正懂得了理论，真正懂得了理论的用处，在此基础上也才有可能发展理论。”

　　笔者在研究“三农”领域问题时，有时会将部分重要观点先说给基本没读过书的母亲听。如果她没有听懂或认为不妥，笔者会认真考虑行文风格与具体的表达。类似的办法，据说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写诗的时候屡试不爽。实践证明，白居易的办法或许也可以移植到社会科学的“致用”研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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