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与实践路径——第三届学术社会史研讨会侧记

　　2024年8月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史研究群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代史教研室联合主办的“学术创新与文化传承——第三届学术社会史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湖北大学、安徽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等3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约50位专家学者与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夏春涛所长为开幕式致辞，他表示与西方学界相比，中国学界在理论创新方面稍显滞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在认真把握习文化思想深刻内涵的基础上，在理论创新方面持续发力。学术社会史研究的出现，是中国学界理论创新与理论自觉的可喜成果，必将推进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推动相关研究的不断进步。

　　会议主题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文浩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罗检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昭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朱浒、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雷平结合个人的专题研究对会议主题“学术创新与文化传承”进行了理论阐述。

　　作为学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倡导者，罗检秋研究员着重阐发了学术社会史的理论渊源和学术视域，他指出学术社会史在理论上会通中西，既契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又接续了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学术社会史有着清晰的学术视域，重在研究学术思想及其语境，多维度揭示学术的社会蕴含。学术社会史兼重官方和民间文献，大幅拓展了学术史材料；既借鉴海外相关理论和方法，又植根于中国学术土壤，发扬传统史学的优长。学术社会史的理论自觉是建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益探索。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昭军着重阐发了中华文明在近代的传承与创新，他认为中华文明在近代既保持着显著的连续性，又在吸收西方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新生。从文明史视角重建中国历史叙事的连续性，能够深入理解中国学术在近代的嬗变并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朱浒通过分析康熙朝的社仓建设来考察隐藏其后的君臣心术与政治潜流。他认为理学名臣提议社仓建设是为了证明理学是一个实证的学问，并非空谈空言。康熙帝同意大臣的进言，是为了掌控理学重建的主导性，把治统和道统合二为一。康熙朝社仓建设折射出学术与政治的纠缠，是清代学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雷平对学术社会史理论深化和研究扩展提出三点思考，他认为学术社会史的研究要放宽视界，注意发掘政治、经济论争背后思想与学术的底色；要“眼光向下”，关注“中等社会”读书人对学术思想传播的中介作用、社会大众对学术思潮的呼应以及学术著作在传抄、节录中发生的意义转换；要关注同一学术形态在不同阶段的延续性与在不同地域的差异性，以及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关联性。

　　在主题报告之后，会议进入分组讨论环节。此次研讨会共设置八场分组报告，对前近代到近代的学术与社会乃至当代的学科史研究均有涉及。关于清代学术方方面面的讨论延续了以往的发展势头，占据最多的篇幅。民国学术中除了“现代史家与史学”等传统议题以外，对自然科学史和社会科学史也有所涉及。本次会议相比于前两届会议，可谓因中有创，覆盖了更多的学术社会史研究议题。

　　学术社会史是一个包容、开放的理论体系，能够对不同时段和不同学科的历史研究提供借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历史系教授李国彤从文化地理学、物质文化史、艺术史的多重视角审视晚明文人与泉州摩崖石刻的密切关联和互动。她认为泉州摩崖石刻的现场观赏或题刻，营造了观者和文化偶像之间跨时空的情理关联。此种功能始自印刷媒介发明之前，并在晚明商业化印刷鼎盛之时依然普遍运用，该现象挑战了有关印刷资本主义的论调，即过分强调印刷媒介在共享话语发展中的作用。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王惠荣认为以战争为界，道光朝学者对西方的了解可分为前后两个不同阶段。前一个阶段，学者不仅注意到走私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而且指出“西夷”不同于“倭寇”，对中国存觊觎之心，是中国潜在之患。后一个阶段，学者对西方的关注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地域上都极大增加，学者们在著书介绍、探究西方的同时，也在寻找制夷之策。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申从社会经济层面关注南宋四川小面额纸币的产生与演变，他认为小面额纸币的发行与流通一方面受制于主政官员和朝廷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则受货币流通和财政运作状况的影响。小面额纸币可以作为四川货币流通状况变化的指示器，亦是我们重新认识当地财政运作方式的切入点。安徽大学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青华认为儒家“经世致用”“内圣外王”的“经济”之学是桐城方氏学派的重要方面。他通过对方大镇、方孔炤、方以智等方氏诸人经世之学的梳理，认为桐城方氏“经济”之学既是桐城方氏学派研究的应有之义，同时折射出桐城方氏家学的历史兴衰，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明末清初学术史的发展脉络。

　　理学与汉学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次研讨会在此方面也多有探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晨怡考察了晚清理学学术史编修与清代理学谱系建构的关系，她认为随着晚清理学复兴，出现了一个理学学术史编修的热潮，晚清理学士人通过编修学术史著作力图呈现一个更为完整的理学发展脉络，对清代理学谱系的建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江苏大学文学院讲师黄湛以是仲明为中心，考察了锡山会讲与康乾之际的学风转移的关系。她认为是仲明是清康熙、乾隆年间考据学兴起之时，江南理学群体后期的领袖。是氏的学术交游和书院讲学的经历，是康乾之际学术思想转变中极具代表性的案例。而时人对是氏的非议，也反映出理学家的私家讲学传统，已经背离当时以经史考据为主流的学术时尚。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姜金顺关注理学真伪论的实践意图及其示范效应，他认为康熙帝提出理学真伪论命题重要原因是为“两议”案件的解决提供全新的衡量标准，该理论更加看重实践效果，而非书本知识，由此推动存在学术分歧的清代官员及其幕友转向经世。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蔡智力分析了《四库全书》编纂组织中学术权力的作用。他认为清高宗以政治势力干预学术行为，但学术场域遵循自身的自主性原则，清高宗的学术主张无法完全贯彻，其本人也对理学信仰产生动摇，被塑造为考据学家。这说明即使在政治高压的专制巅峰时期，学术权力在被政治支配的情况下，仍隐约地对政治施以反支配作用。

　　清代学术蔚为大观，一向是学术社会史研究重要领域，此次研讨会有数位学者在此领域进行深入探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戚学民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国史馆档案和清史馆档案为基础，讨论历时百年的清史《儒林传》纂修历程中，有关孙奇逢的记载的三个阶段。如阮元最早在《儒林传稿》中为孙奇逢立正传，书写其行谊和学术。陈伯陶清史《儒林传》对孙奇逢的记载有大幅增补，形成了正史中孙氏的最长正传。此后清史馆时期纂修官在陈伯陶文基础上进行删减，最终形成了今天最通行的《清史馆·儒林传·孙奇逢传》。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学报编辑部副编审马建强以生活在道光至光绪时期学人李慈铭为个案，来观察清代学术的流变。李慈铭以“汉学”为基本学术立场，进而青睐近于“汉学”的乾嘉学术。这实际是“经典阅读”和“前代学术”施于其身的一种影响。这种影响被李慈铭自我固化，并表现于文化心态和文化实践。李慈铭作为乾嘉学术转捩后的一个代表，他对嘉道以后学术的认识、评价以及自身所展现出来的学术表征，是反观清代学术流变发展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豪以“道在六经”论在清代的演变为中心，着重考察了清代学者“通经明道”的价值追求。他认为“通经明道”的价值追求是清代学者从事于经学考据工作的基本动力，清代学者强调实事求是，主张客观求证，从事考据训诂，主要是出于排斥宋儒心悟、自得的“明道”理论以及清帝垄断道统话语的需要，经学考据在一定程度上是清代学者“通经明道”的一种方式，“道在六经”的理念是清代学者从事于经学考据的一个前提。北京服装学院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讲师唐铭鸿考证了《清史列传·文苑传》与七十四卷本《文苑传》的关系，她发现《清史列传·文苑传》一书采用的底本即为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国史馆七十四卷本《文苑传》。七十四卷本《文苑传》中有相当数目的贴签、删改痕迹，工作逻辑清晰，为还原纂修经过的相关史实提供了可能。

　　学术人物是学术传承的重要载体，本次研讨会对近代学人与学术衍变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天根考察了晚清民初严复的舆论评判及其情感认同。他认为在晚清民初政治风云变幻中，严复对近代报刊及中外舆论的反省，既有时代性触角，更有涉及世界格局变动中的坚守及眼光。他的政治认同与思想认同的错位与反复，得失经验值得我们深思。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研究员雷天籁着重分析了刘咸炘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论述，他认为刘咸炘从“六经皆史”中总结“明统知类”，从知识分类的角度理解中国传统学术，又通过“舍经言史”，将整个中国传统学术定位为“史”。刘咸炘是章学诚思想的直接继承者，章学诚、刘咸炘形成了一股独特的理解中国文明经史传统的力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秦行国聚焦四川国学院时期刘师培《左传》研究的转变，他认为刘师培在此时期撰写的《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对杜预的义例多有驳难。《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又专门讨论《春秋》中的素王与改制问题，采用公羊学的行权反经之说，对今文经学采取接受的态度。这能看出刘师培在此时期的《左传》研究完全转向纯学术立场，与早年应对革命洪流、西潮汹涌情势下的《左传》研究迥然不同。

　　从社会背景与社会因素分析学术的生成是学术社会史理论的重要实践路径，本次研讨会对此也多有探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延炜梳理了清同治时期两部《武陵县志》的纂修过程，分别为孙翘泽修，陈启迈纂同治二年刊《武陵县志》和欧阳烈修，杨丕复纂、杨彝珍续纂同治七年刊《武陵县志》。同治七年《武陵县志》晚出，不仅在编纂过程中回避与前志的关系，而且在内容上与极力与前志立异，加意描绘杨氏亲友故旧。这反映出地方士绅对本地史事撰著权的争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晚清湖南人与地方、人与史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彭姗姗考察了杜威访华缘起及转变，她认为杜威访华起初只是一时兴起的私人观光之旅，逐渐发展成被各机构聘请长期在华讲学。杜威想法的转变，固然有兴趣变化的原因，更受到时间和资金两大因素的影响。以江苏省教育会为核心组织起来的邀请机构网络和以胡适为核心的杜威弟子们在促成杜威讲学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根本上看，杜威访华是由晚清以来中美实业界不断推动合作计划、中美文化交流大势所趋等因素所决定。故宫博物院博士后刘东昇对晚清京师旗人戏禁制度消失的原因进行了多元分析，晚清时势变动加快，清廷内部、旗民群体、梨园行业以及外来冲击等形成的合力，推动着旗人戏禁制度式微，而清末京师地方机构改革与律法修订所带来的旗人戏禁制度的终结，还从更深层次上体现着传统王朝治理开始向现代国家治理转型。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李雅琪梳理了《北京大学日刊》在民国初年北大校园文化改革中的媒介实践及其历史作用，她提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北大校方着力通过《北京大学日刊》建构出“亟需改革”的舆论场域，依托《北京大学日刊》媒介宣传和媒介组织的功能，推动改革进程。在此过程中，《北京大学日刊》始终扮演“关系居间者”的角色，连接多重改革执行力量，生成一张行动之网，推动北大校园文化持续而稳定地向前发展。

　　考察学术与社会的互缘、互动是学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面向，本次研讨会中，数位学者将学术社会史的理论运用于近代社会学史与边疆学术史的研究，展现出学术社会史理论的开放性以及在具体研究实践中的价值。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阎书钦考察了1930年代中国舆论界社会生活改良思潮中的苏联因素，他认为当时中国的舆论界试图以苏联为样板，改良中国民众生活样式。在当时的妇女解放思潮以及教育改良思潮中也存在大量的苏联因素。中国舆论界对苏联社会生活模式的看重，既符合中国社会变革本身的内在逻辑，亦有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步步侵华的外在语境。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汪洪亮聚焦民国时期的川康边疆服务运动，他认为中华基督教会发起的边疆服务运动是一场以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为主要学术共同体实施的研究、服务、训练三位一体的学术社会运动。边疆服务运动中的边疆研究，是民国时期方兴未艾的边疆调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论研究与实务工作的有机结合，是社会调查与社会服务的有机结合。边疆服务运动实现了边疆研究与边疆服务的同频共振，在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和中国近代社会史上留下了不可或缺而特色独具的一页。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田方萌以潘光旦、吴定良和陶云逵等学者为例，探讨了早期中国人类学的优生学起源。他认为潘光旦等三位学人均师从国际知名的优生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沿着导师的研究方向致力于探讨与中国有关的课题，也都批评或疏离了优生学包含的种族主义观点。但归国后，他们均出现程度不一的学术转向。从民族调查到理论建设，他们在不同方向上推动了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却未能形成一个独特的人类学学派。在生物学与社会科学分裂的当代学术界，半岛·BOB官方网站潘光旦等人的学术遗产对当代中国的人类学仍然具有启发意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李伟玉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成立”时间进行了细致的考述，他通过梳理英文档案，重建相关史实，提出将1920年视为燕大社会学系“成立”时间更为妥当，这综合考虑了系名的正式出现、课程开设以及时人的认知。而燕大社会学系在1922年师资力量的扩充和教学工作的逐步走向正轨，应是1922年成立说出现的重要原因。

　　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化的关键阶段，也是学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此次研讨会中，相关学者围绕学术社会史研究中的情感因素、传统学术在民国时期的嬗变等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志毓反思了情感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她认为情感史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既受到西方史学思潮转换的影响，也因为情感史理论回应了中国学者自身的思考和实践，为他们已有的研究提供了某种话语范畴。中国的情感史研究应立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在广泛吸收西方情感史研究理论方法、充分借鉴各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探索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个人-群体内在的情感-精神世界及其文化实践的变迁，发掘情感的构造性力量。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任研究员姚彬彬梳理了鲁迅《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说的来源、影响与争议。他认为鲁迅此说的提出受到宋人赵与旹的一定启示。《山海经》为“巫书”之说，深刻影响同时代与后世的有关研究，如顾颉刚、袁珂等人。当代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又给予“巫书说”以有力佐证。总之，鲁迅提出的《山海经》“盖古之巫书”之说，目前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说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张群伟梳理了在1928年至1938年之间，中国学术界发生的墨子国籍之争。他认为质疑墨子国籍者的思想根源是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疑古思潮以及胡适提倡的“科学方法”等，也有想以此追名逐利的内在动机。墨子国籍之争引发了国难之下众多学者民族主义情绪的紧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论争进一步坚定了学界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在学术上刺激了墨学研究的深入。赣南师范大学中央苏区研究中心讲师周荣梳理了重要宣传话语“吃水不忘挖井人”的生成过程，内涵变化，兼及论述“红井”故事的生成与传播。“吃水不忘挖井人”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饮水思源优良传统以及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对于传达的政治主张，凝聚社会共识、动员民众参加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具有重要作用。它的生成与不断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自主话语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重要位置的表现，也是独具特色的中国话语体系在近代中国兴起的表征。

　　史家如何与时代互动，这种互动如何影响于史家的历史书写，这是学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议题，此次研讨会中相关学者围绕这一议题也有深入的探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国利通过考察中国现代不同流派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总结出其背后的理性特征和价值取向。他认为新考据派史家审视传统史学时，强调科学精神和方法的作用，是工具理性的思维。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大体主张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实践理性看待传统史学，但由于过分强调史学的革命性，其研究未能真正做到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中国现代各派史家运用不同理性对传统史学所作的审视和评判，其利弊得失值得深入研究和取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利栋通过仔细考察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书的不同版本，认为此书的写作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即通过批判曾国藩，来批评蒋介石以曾国藩自居，可以看作是当时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批判的延续，也是当时国共之间关于如何吸收传统文化来建设中国新文化争辩的延续。范文澜此书在学术上的论战对手是蒋廷黻，此书后来屡经删改是当时思想领域斗争的体现。总之，范文澜此书体现了史家与时代的紧密互动以及时代背景对史家的深刻影响。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讲师韦昊昱聚焦中国现代第一部西文撰写的艺术史学博士论文《唐宋画论》（Chinesische Malkunsttheorie in der Tang und Sungzeit）。他首次考察该文写作的问题意识、内容亮点、现实关切与学术影响，将其放置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东亚艺术史研究困境之中加以定位把握，揭示作者滕固在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中勾连中西的中介作用与汉学传承，这为当今学界对于中国艺术史学本土传统的现代性阐释，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与启示意义。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曹志敏对龚书铎先生历史学研究生的培养理念进行了深入探析，她指出龚书铎先生在指导硕博研究生过程中，将马克思唯物史观与文化史研究相结合，推崇追求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通过漫谈与讲授相结合的方式上课，启发学生的问题意识；注重扩大研究生的交游交流，以开阔其学术视野，培养综合能力。龚书铎先生对硕博人才的培养能够对当代社会的研究生培养提供宝贵的经验。

　　在圆桌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对学术社会史的理论方法、实践路径与未来展望等展开深入的交流。王天根教授认为学术社会史这个概念可以赋予我们新的思考方式，带来新的研究空间。比如我们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重新思考近代知识分子与学术社会的建立与转变，并从社会网络中思考学术人物与学术事件的互动。雷平教授认为学术社会史应思考理论背后的文化关怀，深化对相关学术理路的探索，尽快形成逻辑与路径的自觉，并需打造稳定的平台与学术阵地，以促进相关研究的不断开展。汪洪亮教授认为学术社会史是学术史研究的新阶段，这促使我们反思过去学术史研究中过多关注学术文本，而不注重学术产生社会渊源的弊端。同时也提醒我们要思考学术与社会互动的多种层面，比如学术组织、学术共同体在近代建立的过程与转变等，这些都是我们以往学术史研究中较为忽视的面向。马延炜副研究员提出学术社会史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过去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如注重学术文本产生的社会因素，思索学术人物复杂的生命历程，从而丰富学术史研究的视野，提供更多的研究议题。吕文浩副研究员提出，学术社会史要强化对近代学术社会的研究，分析学术机构、学术刊物、学术团体等学术共同体的出现及其强化，另外也要分析学术与时代的关系，注意考察学术人物的多重社会身份与精神追求，考察学术人物对社会潮流的呼应与互动。赵庆云研究员认为，学术社会史的理论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性，注重社会背景与社会联系，这与学术社会史的理念是相通的。学术社会史的理论与实践可以使得相关的研究更加立体，也更具有历史感。徐国利教授提出学术社会史的未来发展应当辩证看待“作为学科的学术社会史”和“作为方法的学术社会史”。这两个层面都可以理解学术社会史。不过，“作为方法的学术社会史”要真正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并被广泛运用，就要在“作为学科的学术社会史”研究方面取得大量成果，并从中总结出学术社会史的研究方法。田方萌副教授提出学术社会史可以吸收知识社会学的一些方法与理论，比如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保守主义》就是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作，学术社会史可以在知识社会史的理论框架下，分析社会背景如何影响人的社会思想。韦昊昱讲师在借鉴学术社会史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提出艺术社会史的研究思路，他认为这有助于探索近代中国艺术的生产传播与社会变迁、文化思潮、精英思想、民众生活等方面的密切关联。他提出学术社会史的研究要探索更多相关的交叉学科，为理论的丰富和研究的拓展提供更多的助力。

　　罗检秋研究员感谢与会学者的积极参与以及提出的相关建议，他表示学术社会史有赖于大家的共同建设。相关的学术活动还会继续开展，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和支持学术社会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