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学术研究》2020年第9期目录及摘要

　　BOB·体育综合APP下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正式迈入民法典时代。这对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注入了新动力。民法典为政府依法行政提供了基本遵循，要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要抓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包括从有限政府、有为政府、守法政府、诚信政府、责任政府建设等方面着手，推动政府治理进入良法善治的轨道，促进政府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面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更好地保障公民权益。

　　摘要：面对信息技术革命的挑战，我们从何种高度又以何种意义理解“互联网+”时代的国家治理，这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和方式。“互联网+”作为新的经济模式与国家的治理能力相关联，这也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使命。新时代的国家治理是网络化治理的技术话语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话语的叠加。“互联网+”带来了国家和社会深度互嵌的治理新基础，引发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国家治理能力从管理工程发展为社会工程，价值格局走向开放式治理。网络化治理有助于实现国家治理价值、形式和技术的理性结构匹配融合，整体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互联网+” 时代 国家治理现代化 网络化 社会工程 国家与社会

　　罗中枢 何蓉蓉：网络空间中政府回应的多重逻辑探索——基于我国278个地级市政府门户网站的现场实验

　　摘要：提升政府在网络空间中的回应性是新时代建设责任政府的基本要求，而厘清政府回应行为遵循的逻辑是有效提升回应性的关键。基于全国278个地级市政府门户网站的现场实验研究发现，政府回应遵循着利益至上的理性逻辑、公平优先的价值逻辑与惯性主导的积习逻辑，但情感逻辑对网络空间中的政府回应未能产生实质性影响，这既与理性官僚制对情感的贬斥有关，也可能是基于互联网的屏幕互动方式削弱了诉求方的情感表达。未来应超越狭隘的理性逻辑，在价值回归与情感渗透的基础上注重良好回应习性的养成。

　　摘要：形而上学的历史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历史。形而上学经历过辉煌的胜利，也遭到过无情的否弃，究其原因，是它落入了无法自拔的理论窠臼。从形而上学的建构路数来看，柏拉图主义滥觞、同一性逻辑执拗、单纯理性主义、迷崇科学化和语言宏大叙事是其基本表征；而从反形而上学的批判路数来看，颠覆柏拉图主义、异质性话语、非理性诉求、反科学化倾向和微观叙事是其根本依据。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之“惑”：一边“颠覆”形而上学，一边又“复兴”形而上学，成为形而上学“命舛”中值得学界注意的一个哲学“悖论”或“吊诡”。马克思哲学在其创立过程中依然无法完全摆脱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的思想“困惑”，它在批判、否定形而上学的同时，本质主义地谈论“实践”、基础主义地谈论“社会”、历史主义地谈论“辩证法”、主体主义地谈论“无产阶级”和真理主义地谈论“”，从而“拯救”“复兴”和 “重建”了形而上学。

　　张守奎 田启波：资本逻辑批判及其限度——对学界以资本逻辑批判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的反思

　　摘要：以资本逻辑批判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做法，在推动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当代性和更新研究范式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亟需进行理论上的修补。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主旨和当代中国现实来看，当前学界资本逻辑批判的限度体现在三个方面：过分强调资本逻辑批判，与马克思既批判资本及资本逻辑所导致的人类异化状况又赞扬其“伟大的文明作用”的辩证立场不相一致，与当前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充分利用资本力量的事实抵牾，也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理论旨趣和价值关切不符。就马克思的理论和现实关切而言，资本及资本逻辑批判只是实现人类解放这一最高阶目标的中介和手段。因此，只有把资本逻辑批判推进到人类解放的革命逻辑高度，才能真正理解和领会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意涵。

　　摘要：有轨电车案例是当代道德哲学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实验之一。在各种有轨电车案例以及著名的案例中，同一类行为，即杀死一个人以拯救五个人，在一些案例中似乎是道德上允许的，而在另一些案例中却是道德上不允许的。这个令人困惑的现象被称为有轨电车问题。因为案例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后果主义难以克服的困难，所以义务论被认为在解答有轨电车问题上更有优势。通过检验有轨电车问题的五种主要的义务论解答，我们发现没有一个解答是成立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构建了一个新的有轨电车风格的思想实验，用以质疑和挑战强硬版本的道德义务论的可信度和有效性。可以说，义务论自身的两个基础性的理论缺陷是它始终不能解决有轨电车问题的原因。

　　摘要：在群星璀璨的法国现象学界，列维纳斯思想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主体重塑与神学诠释。尽管存有争议，这种尝试却为随后的亨利与马里翁指明了现象学彻底化的路向。两位哲学家从现象性与不可见性切入，将这一彻底化推向了极致：一方面对主体进行了正反两极的不同确立，另一方面又将其神学通达内化于哲学研究之中。

　　摘要：伴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建构被赋予了历史的责任，如何对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及其结构进行深入研究，目前已经成为民生问题研究的重点。在对深圳、无锡和扬州三地社区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以结构化理论作为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解释框架发现，结构化原则对于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结构化理论视角下养老服务供给主体表现出怎样的行动与特征，应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标，供给主体行动及其对于养老服务供给制度的影响程度如何等,便成为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

　　摘要：美国地方政府外部纵向权力关系和内部横向权力关系的变迁均以追求均衡为目标。地方政府与州政府的纵向权力关系可以简化为四种基本模式：事实联邦主义模式；授权模式；固有自治权模式以及地方自治模式。狄龙原则与地方自治共同主导着当代美国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代表着州权至上与地方自治的均衡。美国地方政府的内部权力关系多元，其模式经历了行政的分散与集中的变迁，意味着民主与效率的均衡。地方政府拓展资源形成两种新现象：合作联邦制和政府间协议合作，这是美国特色整合模式。美国地方政府运行的民主性、稳定性较强，但效率和整合能力存在问题。中国应寻求平衡，避免极端。

　　摘要：作为生发于中华民族实体之上的观念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一种国族身份认同意识，指谓中华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于历史记忆、政治制度、利益关系、价值信仰、社会交往等层面所形成的综合性集体认同。在认同视阈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兼容、疏导并贯通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推进实现国家凝聚统一、民族平等团结、社会繁荣发展的价值旨归。通过历史记忆激发政治认同的培育机制，运用“民族—文化认同”固基“国家—政治认同”的涵养机制，在此基础上，完善竞争与共享相统一的利益认同机制、主导与多元共生的价值认同机制、同一性强化的交往认同机制，导引从历史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利益认同、交往认同等维度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摘要：工业化既能为人类社会的减贫脱贫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也能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贫富两级分化。工业化究竟会带来哪一种后果，完全取决于社会的基本经济与政治制度。在全球工业最发达的美国，其以资本为主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导致了严重的贫富两级分化，而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以人民为主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导致历史遗留下来的绝对贫困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逐步减轻。在新中国70年的历程中，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扶贫脱贫经历了“有饭匀着吃”、先富帮后富和精准脱贫三个阶段，从而将在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的全部贫困人口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脱贫是一个动态过程，脱贫标准随工业化进程呈阶段性提高。当我国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时，贫困将被送进历史博物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将得以实现。

　　张凤超：马克思劳动条件理论的时代价值——兼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主旨

　　摘要：劳动条件的形式规定从生产力角度揭示了一般劳动过程、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内在机理。劳动条件的“质”是关于劳动条件的社会关系形式的内在规定性，它揭示了特定社会形态的经济运动内在机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理论依托。劳动条件的形式规定与“质”的规定的辩证统一，是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中社会矛盾关系的形成根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条件的“质”表现为“与共性”形态，其共生共享、系统创新和全面发展的价值要义，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主旨。

　　摘要：政府公共债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学界持续关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现代货币理论对上述问题一直持与主流学界截然相反的主张，并于近期引发了巨大的热议。本文梳理了现代货币理论的发展现状与主要观点，列举其与主流学界的争端，并分析其在中国实践的可行性。研究发现，现代货币理论忽视了经济运行中必不可少的制度因素、市场因素、预期因素影响，不具有完整的货币理论分析框架，难以成为指导经济运行的长期准则；现代货币理论为指导中国实践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但由于其分析方法过于简单并忽视了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风险，因而难以成为指导中国经济实践的重要参考；近期的热议意味着短期内现代货币理论并不会消失，全球范围内货币政策的走向将决定其究竟有无未来。

　　摘要：近年来，区域政策泛化、城市群扩容、尺度交叉等政策弊端逐渐显现，城市群战略遇到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本文在梳理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关系后发现，都市圈源于城市群，但与城市群在发生尺度、动力机制和政策手段上存在明显差异，前者具有政府规划属性，后者具有市场自育属性。对基于城市群扩容的垄断竞争模型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群扩容对于中央政府始终有益，但对于城市则存在扩容拐点。因此，城市群与都市圈的发展机制不同，未来应该在城市群框架下发展都市圈，避免城市群的过度扩容。

　　摘要：现有文献普遍认为，股票流动性对企业创新具有抑制作用，但这些研究主要以国内外大中型上市公司为分析对象，鲜有来自内部治理水平较低、面临较高融资约束的中小微企业的经验证据。本文以在新三板挂牌的中小微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显示，股票流动性对中小微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经过Heckman两阶段法、双重差分法等稳健性检验后，这一关系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股票流动性主要通过融资渠道，而非治理渠道，发挥对中小微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更高的股票流动性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股权融资，对债务融资则没有显著影响。

　　摘要：因认定白莲教起事实由地方官未能“勤求民隐”所激成，加之推行“广开言路”后官员上言往往不关国计民生，嘉庆帝于1799年9月下令都察院受理所有京控案件，以期“民隐得以上闻”。这一求民隐于京控的理念试图以公正审理京控案件来更准确地掌握闾阎疾苦，进而把脉官场积弊，并在数年实践后形成派遣钦差大臣前往各省审理重大京控案的模式。在此背景下，1809年2月发生的“广兴案”对嘉庆帝便具有浓厚的中挫意味。作为一位最具代表性的践行者，钦差大臣广兴在山东、河南审案期间的任意婪索不啻于对求民隐于京控理念的公然背叛。此外，案件暴露出的地方官员“逢迎取悦”和监察官员“相率缄默”之弊同样成为嘉庆帝获取民隐的障碍。这些打击促使嘉庆帝开始重新认识吏治废弛的严重程度，并直接影响着他对未来政治和社会危机产生根源的判断。

　　摘要：广州国民政府建立之初，虽然遵照孙中山政治遗教，实行省县二级制，但由于直接管辖区域有限，不仅省政府仅为一个承上启下的清闲机关，县一级政制及省政府如何控驭各县亦未受到重视。迄至1925年底东江、南路次第收复，中央政治委员会为加强对广东全省的控制，决定仿照以前道制，将全省划分为6个行政区域，各设1名行政委员。这一过程与蒋介石、及中国排挤民政厅长古应芬的计划密切相关。行政委员制的创设遭到古应芬消极，并最终被明确规定为暂行之制。行政委员制在东江、南路的实施，亦受到当地军事当局干预。随着北伐实施并迅速进展，巩固后方，强化省政府力量势在必行。1926年11月，广州国民政府裁撤行政委员制。广东行政委员制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却为后来各省突破省县二级制开创了先例，也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创设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滥觞。

　　摘要：都监源于唐后期行营都监军使，是为了统一监督来自诸道和禁军的多支部队。天复三年宦官被杀、藩镇监军使被废后，朱梁不再设藩镇监军使，只设主要由内职担任的行营都监。后唐建立后，庄宗在地方重设宦官监军使，行营监军亦由宦官充任。明宗即位后，再杀诸道宦官监军使，行营都监亦回归后梁之制，屯驻都监则随着禁军、藩镇军分屯迅速发展。出于御边考虑，明宗明确规定屯驻军队由本地节帅指挥，屯驻都监成为节帅下级，不过屯驻都监有单独奏事权，依然可以发挥监督一方之责。宋初随着知州制取代刺史制，屯驻都监获得部分地方统兵权，地位一度上升。但随着诸州军队被拣选为中央禁军，屯驻都监地位又很快下降。宋太宗朝都部署体制确立后，驻泊都监成为地方重要统兵官。至此，北宋都监制度基本尘埃落定。

　　摘要：《澹归日记》是清初著名遗民僧澹归今释的遗墨，现藏澳门普济禅院。它既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一份罕见的档案文献，对研究清初岭南的政治史、文化史与禅教史具有独特价值。《日记》竖写于一种印有黑色边框及行线万字。通过记事，可考证出《日记》撰于清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日记》的记事存在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反映出《日记》存在着严重的错漏页问题，说明现存文本显示的记事月日（六月廿九日—十一月卅日）是靠不住的。通过逻辑分析，可确定日记文本各页的先后次序，并考证出每篇日记的写作月日，从而避免记事时空关系的错乱。《日记》流到澳门普济禅院与遗民的政治活动无关。僧迹删成鹫是唯一同时与别传寺和普济禅院发生过关系的僧人，《日记》从别传寺流到普济禅院或与他有关。不过，《日记》题跋与钤印却又说明至少到嘉道时期，《日记》还不属于普济禅院。因此《日记》是在何时、因何缘由、由谁带到澳门的，因文献失载，至今仍是一个谜。

　　摘要：在中国早期礼制语境中，“文章”是车服旌旗之纹饰和色彩的统称。一方面，纹饰和色彩促成了礼制的表达，在丝、木和金等载体上，文章普遍地指向了与“质”相对应的“文”；另一方面，器物上的色彩凝聚了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由此形成的正间色观念规定着人们对事物的评价。文章既指具体的图案和纹饰，也指各种色彩及其组合。在礼仪活动中，纹饰和色彩的展示度远胜于文字，这是文章能够以表演形态呈现的基础。在早期文本中，人们以器物纹饰和色彩彰明礼仪，文章进而指涉礼仪制度，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独特的表达形态。

　　蒋承勇 赵海虹：诗意童心的东方文化之旅——安徒生童话之中国百年接受与传播考论

　　摘要：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乃至现当代文学深深烙下了安徒生童话的印记。“五四”时期，安徒生童话被介绍到中国。鉴于当时中国社会变革之需要，学者主要从“童心”和“儿童本位”基点去阐释、接受和传播安徒生童话，凸显了对儿童自然个体的强调，呼应了梁启超“少年中国”的理想。这种接受和传播不仅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也有推进作用。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此后相当长时期内对安徒生童话的接受和传播出现转向：侧重于现实性、批判性角度，其本源性的“童话”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改革开放后的接受与传播回归童心和童话，并且有了更全面、更广阔的理解与阐发。安徒生童话具有丰富内涵与人性意蕴，其诗意童心在中国的文化之旅柔化了几代人的心灵。

　　汤拥华：小说、道德哲学与“后”的难题——以努斯鲍姆与罗蒂的分歧为中心

　　摘要：同为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的代表人物，努斯鲍姆和罗蒂的小说批评以不同的方式发展了特里林有关“自由主义的想象”的论说。前者力求激活可以支持自由主义的道德哲学，后者则是要通过对道德哲学的消解来支持自由主义。前者将亨利·詹姆斯等人的小说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相提并论，试图将哲学理论与小说形式在整体的生活经验中统一起来；后者则认为小说出现已经协助创造了“一个基于新的宇宙观的自我形象”，我们不是用“何谓良好生活”的哲学问题来指导对小说的解读，而是当小说作为现代之物出场时，哲学作为对生活整体的反思形式已经不再重要。前者的逻辑中活跃着一种音乐隐喻，这种音乐隐喻着眼于建立一个形式的整体，以便将道德哲学带入其中；后者的核心隐喻则是工具箱隐喻，这意味着文学不是要凭借特定的形式就某事物是什么提出深刻见解，而是要创造有关世界与自我的不同形象。

　　[关键词]努斯鲍姆 罗蒂 道德哲学 伦理批评 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