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诺奖文章汇总 梯若尔：我们需要为颠覆性研究提供补贴

　　诺奖得主梯若尔：颠覆性创新非常关键，特别是对被称为“受忽视疾病药物”尤为如此

　　2023ESG全球领导者大会于9月13至15日在上海市黄浦区绿地外滩中心举行，本次大会主题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本次大会由新浪财经、中信出版集团主办，老凤祥联合主办，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特别支持。

　　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图卢兹大学经济学教授让·梯若尔（Jean Tirole）认为，与全球气候变化一样，药品研发也涉及到全球公共利益，每个国家都在享受其好处，所以自然有很多搭便车现象。因此，在《里约宣言》三十年后，我们仍与之前大概处于同一阶段，我们需要大量的颠覆性创新，但这些创新还没有到来，原因很简单，这是“搭便车”的结果。

　　他强调，颠覆性创新非常关键，特别是对于某些被称为“受忽视疾病药物”来说，尤为如此。

　　有可能这种药物是治疗罕见病的“孤儿药”，患病人数很少；也可能是因为使用者欠缺支付药品价格的能力，比如一些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药物；也可能是这种药品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如疫苗和抗生素。

　　当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因为你需要创造一些收益，才能使这些药品被研发出来。

　　同时，每个国家都想要其他国家拥有自己的国立卫生研究院或类似机构，为它们的药品研发提供资金。

　　实际上，与全球气候变化一样，药品研发也涉及到全球公共利益，每个国家都在享受其好处。所以自然，我们观察到很多的搭便车现象。

　　因此，在《里约宣言》三十年后，我们仍与之前大概处于同一阶段，我们需要大量的颠覆性创新，但这些创新还没有到来，原因很简单，这是“搭便车”的结果。

　　颠覆性创新非常关键，特别是对于某些被称为“受忽视疾病药物”的种类来说，尤为如此。

　　也可能是因为使用者欠缺支付药品价格的能力，比如一些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药物。也有可能是这种药品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如疫苗和抗生素。

　　我想告诉大家，下一次大规模流行病的发生，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下注，但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是抗生素相关的，因为我们几十年来都没有新的抗生素药物产生。

　　如果没有足够的公共资金去支撑研究，我们很难为这些受忽视疾病药物想出一个商业模式。

　　因此，我们需要找到引子，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国家联盟。我们已经看到它为全球气候变化带来了什么，并不出色。

　　对于药品，在欧洲范围内有一些共同商讨，比如抗生素方面的，在其他国家也有。人们尝试着组建一个联盟，但“搭便车”的现象又再次发生。

　　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实际上并不想为此支付费用。我们在图卢兹经济学院的理论研究表明，如果想要得到药品研发的好处，就一定会面临搭便车的问题，这是不幸的现实。

　　第二个挑战是，我们缺乏产生创新的能力，尤其是欧洲。当然，幸运的是，不是在每个方面都是如此，但这还是非常令人担忧。

　　在科技领域，如果你看一下科技领域的20强企业，其中11家是美国公司，9家是中国公司，而欧洲则没有。医疗保健行业的情况稍好一些。

　　纵观全球顶级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前50强中仅有三家在欧洲，其中包括法国的赛诺菲。

　　这长远来看是非常糟糕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中国和美国的科技公司在药物方面进行的大量投资是否能产生颠覆性创新。

　　他们拥有许多数据，有物联网。他们有非专利药品，还拥有人工智能的能力，AI在现在还只处于早期，而且它们拥有无限的现金。

　　虽然事实上欧洲人才济济，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必须解决如何学习使用这些人才的问题。

　　我们必须正视针对知识产权的批判。如我们所知，在政策方面，谈论共同利益和讨论药品是非常困难的，部分原因是它太情绪化了。

　　药品关乎生命，人们对此感到情绪化很正常，但实际上这让我们很难就此展开理性的辩论。

　　但我要说的是，这样的问题的出现源自缺乏竞争。我们有各种创造竞争的方法。以达拉匹林为例，你可以从印度的许多生产商那里进口，这样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包括抗癌药物或罕见病药物等等。再回到市场支配力的问题上来，市场上还存在“猎杀式收购”的问题。

　　这样的危险总是存在的，这并不是药品特有的。这都是事实，在科技领域也会这样。现有的公司会去买它们未来的竞争对手，这会是一个问题，未来我们就必须去解决市场进入的技术壁垒问题，而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

　　这不是一个药品从天而降的世界，而是一个可以生产和创新药物的世界，能够进行颠覆性的创新。

　　关于颠覆性创新，我们知道一些数字，通常是10亿或20亿美元。它们意味着什么，我们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它们非常昂贵。

　　如果你真的想拥有一种创新药物，你就必须投入大量资金，如果你把所有的成功的可能性都考虑进去的话。而实际上成功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因此，我们需要为颠覆性研究提供补贴。所以我们需要某种类似国立卫生研究院机构的资助，就像在美国一样。在欧洲我们仍然需要这样做，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富裕国家来说，我们需要足够高的药品价格来寻找投资。价格不够高的话，会有人说我们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

　　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你仍然在使用这些药物，也许使用的次数并没有那么多，然后你就能买到仿制药物，而且还有科学衍生品。因此，实际上有很多好处。

　　要知道，在发展方面，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免费提供药品、免费提供颠覆性创新。

　　这将帮助贫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并制定各种类似政策。这些政策将传递给其他贫困国家。

　　如果我们作为富裕国家不承担研发和药物价格方面的责任，那将是非常糟糕的。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让整个行业拖延仿制药物进入市场。

　　我们应该规范与企业的价格谈判。就像我们在法国，在欧洲，和将在美国所做的那样。

　　我们必须提高医疗保健部门的效率，当然，这需要更多的共同利益。大多数国家的医疗效率都很低，美国在这方面尤其糟糕。

　　但我们还必须采取关于医疗保健的综合性的观点。综合医疗保健观实际上是对医疗保健的总体思考。

　　既包含企业，也包含医院、门诊医疗和药品。因此，这一点非常重要。大约10年前，我们有了治疗丙型肝炎的新药。

　　问题是，它们需要花费4万美元或欧元，这是一笔巨款。产品本身很好，实际上无需多虑。

　　因为实际上，即使不考虑痛苦和死亡，支付4万欧元也是赚钱的，因为你省去了患这种病的所有治疗费用。

　　考虑一下最佳组合。你有三个步骤，分别是推动、拉动和采购。要知道，当你停止了对研发的补贴，只做基础研发，然后当你更清楚地知道创新会是什么样子时，你就会尝试去拉动创新。

　　因此，在医疗保健领域，它被称为临床试验补助金等。或者是价格方面的安排，也许是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AMC）。

　　我们无法详细说明它是什么。接着是采购机制，采购机制也很重要。对此我可以提出很多问题。

　　还需要获得市场检验。是纳税人吗？还是独立赞助商？可能是世界卫生组织，可能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还是整个医疗保健系统？

　　所以，你知道，我提到了欧洲的抗生素服务，存在很多“搭便车”行为，没有人愿意为此买单。但每个人都同意我们需要一些新的抗生素。

　　因此，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实际上是绕过否决权，尝试建立一种机制，让图卢兹的生物技术初创公司在发现一种全新的抗生素时，能够获得一张凭证。

　　而且这种凭证可以转让，也可以卖给大型制药公司，这样就可以将专利延长3个月、6个月或1年。

　　这究竟是好政策还是坏政策？要想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试着从福利的角度来思考其后果。

　　诺奖得主皮萨里德斯：若管理得当，人工智能将带来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最佳机会

　　2023ESG全球领导者大会于9月13至15日在上海市黄浦区绿地外滩中心举行，本次大会主题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本次大会由新浪财经、中信出版集团主办，老凤祥联合主办，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特别支持。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Pissarides）表示，由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今天的投资机会非常丰富。

　　“我们仍然不知道人工智能所能达到的极限在哪，许多人对此心存疑虑，认为人工智能将使好的工作不再存在。社会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将不知道工作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称。

　　不过，他同时表示，如果管理得当，人工智能将为我们带来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最佳机会，让所有人受益。

　　大家好，我叫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也是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非常荣幸能够能够受邀参加2023年ESG全球领导者大会。我要特别感谢新浪财经向我发出这一邀请。

　　这个话题，本身也属于ESG的一部分。提供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发展机遇，从属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框架下。

　　我的关注重点在于ESG中的S和G，即社会和公司治理两方面。我承认环境问题也非常重要，但因为时间有限，在我的演讲中先不提及。

　　我特别关心的是，确保我们的发展是包容的。所有人口族群，无论背景、性别或种族如何，都能从发展中受益。

　　我的主要论点是，S和G的发展，即能够让所有人受益的社会和公司治理的发展，能够通过在劳动市场建立良好的组织来实现。

　　通过确保法律法规以平等原则制定和遵守，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医疗保障，政府可以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但是可持续社会发展的成功关键，在于企业能够行动起来，提供良好的投资机会和创造良好包容的就业机会。

　　由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今天，投资机会非常丰富。我们仍然不知道人工智能所能达到的极限在哪。

　　许多人对此心存疑虑，认为人工智能将使好的工作不再存在。社会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将不知道工作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相信，如果管理得当，人工智能将为我们带来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最佳机会，让所有人受益。

　　我的演讲将主要介绍怎样的劳动市场组织能让技术更具包容性。但首先，请允许我先谈谈中国。

　　关于技术与包容性增长，我们学到了哪些东西？我们如何能够改善技术带来的结果？

　　对于新技术，企业正确的反应应该是快速适应，提高生产力。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改善劳动者的福祉和生活水平。

　　这里的福祉，我指的是劳动者们工作时的感受。他们是否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感到满意？他们是感到压力，还是感到轻松？

　　这些都属于ESG中的社会层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对于所从事的工作感到满意，那么我们就正在朝着实现更好的社会可持续性结果迈进。

　　技术的变革需要劳动者完成从一个角色到另一个角色的转换。原来在工作中做一系列事情，转换后变成做另一些事情。

　　同时，也可能带来岗位变化——现存企业关停而新创企成长起来。这些事情一直在我们周围发生。

　　不过，企业内部的劳动者的角色转换要比岗位变化更为常见。无论外界发生的是怎样的变化，企业内部劳动者的角色转变都在持续发生。

　　我们所说的角色转换，指的是劳动者在自己的公司，每年做不同的事情。在劳动者进行公司内部角色转换过程中为劳动者做好过渡，应当成为企业的优先事项。

　　关于自动化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上，人们的唯一争议是：这些技术引发的颠覆性影响超越了过去，劳动者需要学习更多新知识才能成功完成角色转换。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这种颠覆性影响如此之大，几乎等同于一次革命。

　　首先看劳动者。如果劳动者能够追求终身学习，理解新的机器能做哪些事情，他们就能从对新技术的投资中受益。

　　最好的公司能够在机器和劳动者之间实现良好的协同，让他们相互补充，共同提高双方的生产力。

　　为了实现这种协同，企业的工作环境需要支持协作，要为劳动者提供充分的终身学习机会，并且是包容和多元化的，企业雇佣的人员需要反映其所在社会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劳动者需要学习的技能，大多数属于STEM领域，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

　　但是劳动者也需要学习一些软技能，比如掌握与上级、同级和下级交流技巧，增强自身可靠性和自律性，提高创新性，学会批判性思考，拥有领导和管理他人的能力，掌握高级沟通谈判技巧。

　　鉴于新技术的发展变化速度极快，好的就业前教育应该让劳动者获得多种技能，包括STEM方面的技能和软技能。

　　其余的，由劳动者的终身学习来补充。公司应当提供针对工作需要的学习机会，让劳动者能够提高技能。

　　在这个场景下，劳动者会进行终身学习，将是因为公司的管理层向他们解释了学习后他们在公司能有怎样的发展，这让他们意识到学习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好的公司应当定期留出时间让员工进行终身学习，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数据，每年为劳动者提供75小时或以上的学习，会产生有益的结果。

　　劳动者当然需要在工作中感到被激励，这样他们才能产出好的结果。那么怎样才能增强劳动者的积极性呢？

　　在我们观察劳动者调查时，结论非常清晰：许多受访员工都表示在工作中不开心，这会对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

　　而当劳动者被问及什么会让他们在工作中感觉更好时，在提到薪水之前，他们更关注的是与管理者能够进行更好的交流，公司的政策能够更加透明，与同事的关系能够更加融洽，在工作中能有更多的“友善氛围”。

　　除此之外，员工还希望拥有更多的时间灵活性，比如能够在家工作，能够偶尔请假，以达到更好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随着新的自动化技术，也就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应用，劳动者关注的这些问题，反而可能会恶化。

　　研究发现，通常来说，行业自动化的风险与劳动者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负相关。

　　换句话说，一旦劳动者公司所处的行业即将采用新技术，通常他们会在工作中感觉更糟糕。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可能会发生的变化感到焦虑和压力。

　　欧盟的调查发现，许多劳动者对因新科技失去工作而担忧，超过因已知科技而失去工作的担忧。

　　即便雇主只关心利润，或者说在大型上市公司中，只关心他们的股价，雇主也应该关心这点。因为有证据表明提供“好工作”，我指的是具备我所描述的特征的工作，能够提高生产力。

　　不过，在近期，雇主常常也真心关心员工的福祉，关心ESG中的社会和公司治理（S和G）。政府也应当关心劳动者的感受，将其作为政策的目标。

　　所以，我的总结是：我们发现，随着自动化技术在工作环境中的应用，结果并不总是令人满意。

　　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机会需要员工、企业和政府之间进行协作，更加关注终身学习和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协作。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无论在改善工人的福祉上，还是在提高包容性上。我已经列出了公司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善局面。

　　但是我们还需要政府的帮助。政府始终是法律和秩序的监管者，特别是在法律规定的包容性和平等对待条款需要我们采取行动来落实之时，我们尤其需要政府的帮助。

　　2023ESG全球领导者大会于9月13至15日在上海市黄浦区绿地外滩中心举行，本次大会主题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本次大会由新浪财经、中信出版集团主办，老凤祥联合主办，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特别支持。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利弗·哈特表示，新技术的产生使得散户投资者参与投票成为可能，散户投资者们可以被提供一份专属的投票指导，这正是贝莱德集团正在做的事情。例如，如果你非常相信宗教，那么你可以选择一份基于信仰的投票指导。

　　“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到比较细致的指导，而不是只提供一个标准版本。”他称。

　　大家好，我是奥利弗·哈特，哈佛大学教授及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很高兴受邀参加2023年ESG全球领导者峰会。今天我将谈谈股东的“发声”机制。

　　历来，经济学家、金融界人士和律师们信奉的观点是：企业应实现利润或市值最大化。

　　支持这种观点的理由非常简单：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应该使其尽可能地富有，这是正确的事。

　　他们可以给自己买东西。如果他们有社会意识的话，还可以捐款给慈善机构，或为世界做其他善事。

　　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在为世界做好事或者避免对世界造成伤害方面，相较于个人而言，更具优势。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具备社会意识的股东，也常常是企业的终极控股股东，需要机制来发挥作用。如果你通过机构追溯企业的终极控股股东，你会找到谁呢？你会找到一些像你我这样的人，我们不仅对金钱感兴趣，还心系其他。我们会关心社会问题。

　　这么做也许会影响企业利润，但是企业的股东，至少大多数股东，会说：“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我们愿意忍受较低的股息回报，以换取较少的污染，因为污染会伤害到其他人。虽然不会伤害到我们，但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在意他们。”

　　因此，我与其他人合作，特别是与路易吉·津加莱斯一起，共同提出，用股东福利最大化来替代股东价值最大化。

　　毕竟股东通常拥有投票权，他们可以通过股东选举、股东决议和董事会选举等，对公司管理施加影响。

　　我的网站上有一些相关论文。如果你在哈佛网站上搜索我，也能找到深入探讨这个问题的论文。

　　那么，该如何区分股东福利最大化和股东价值最大化呢？我们来举一些紧跟时事的例子。

　　尽管这可能会影响公司利润，但如果股东们被问及此事，他们可能会说：“我们更愿意减少碳排放，尽管这意味着股息会减少。”为什么呢？

　　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这家石油公司的投资者通常也会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而这些其他公司的收益可能会因为大量的碳排放而减少。

　　第二，股东也是人，他们可能不希望生活在一个炎热的世界中，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良好的利润是不错，但气候变化更糟糕。”

　　“我们不喜欢气候变化，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个人、或者我们的子孙，我们很在乎他们。”

　　第三，有可能股东们就是很关心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其他人，这些人或许生活在遥远国度，不是股东自己，或自己相关的人。

　　要知道，大多数人都在一定程度有利他主义，他们除了关心自己，也会关心其他人。

　　出于以上三种原因，即使这么做对企业的利润不利，但这家石油公司的股东们也可能会说：“我们希望减少碳排放。”

　　再比如，同样这家石油公司可能会游说监管机构，或向政客们提供竞选捐款，以阻止制定可以遏制气候变化的法规，可能会被提上议事日程的碳税等等。

　　这些企业可能会花钱说服选民和政客们不要征收碳税，尽管这可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方法。

　　并且，这些企业还可能资助一些研究，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人为活动与气候变化的相关性提出质疑。

　　这些行为可能对石油公司的利润有利，但对世界不利，股东们可能不喜欢这些行为。

　　这些都是非常鲜明的例子，说明了经济回报与公司终极控股股东的真正需求之间可能存在偏差。

　　而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股东“发声”机制很重要。我们应该让股东就公司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发表意见。

　　股东“发声”机制的开展存在一些困难。如今，美国大多数股票都是通过共同基金公司持有的，如先锋领航集团、贝莱德集团、道富集团等等。

　　而这些机构通常代替了投资者行使投票权。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他们“被投票”选了什么。

　　并且，大多数机构认为，他们的信托责任，即对投资者的忠实义务，要求他们只考虑经济回报，不考虑其他。

　　因此，机构会认为它们有义务基于经济回报来投票。所以在上述例子中，他们就会说：“好吧，我们要选择游说。”

　　“这对世界不利，但对雪佛龙公司的经济回报有利。因此，我们将对让雪佛龙公司停止游说的决议投反对票。”

　　我在相关议题上有一两位共同作者，我和他们都认为这太疯狂了。无论法律目前如何定义信托责任，但它肯定意味着你要对你的投资者履行忠实的义务。

　　但如果你的投资者关心的并不是经济回报，那么履行忠实义务时，也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而不是让贝莱德集团、先锋领航集团、富达投资集团等基金公司替我们投票。他们可以对个人投资者，比如我，说；“奥利弗，你为什么不自己投票呢？”

　　事实上，这种投票权下放行为正在发生，虽然进展缓慢，但确实在发生着。贝莱德集团已经为他们的主要投资者实现了这一点。

　　有些人听到这个消息时会说：“哦，这听起来不错，但这太疯狂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如果我们持有多种投资组合，我们就必须做出很多投票决定。而我们没有时间考虑这些，因为我们白天要工作。”

　　这听起来也许是不可行的。但实际上，新技术的产生使得散户投资者参与投票成为可能，这里有一种方法。

　　散户投资者们可以被提供一份专属的投票指导，这正是贝莱德集团正在做的事情。

　　比方说你是一名天主教徒，就会有一份基于天主教信仰的投票准则。其基本程序是，如果你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则会倾向于以如下方式对社会问题或环境问题进行投票。

　　然后，你就会清楚会发生什么，同意指导中所提的投票建议，之后的投票就会根据该指导为你完成。

　　有一家名为爱康诺的公司已经崭露头角，我相信未来还会有其他类似的公司出现，它能为个人投资者提供专属的算法。

　　因此，这算是一种个人定制。而不仅仅是通用的基于信仰的指导，是专属于你我个人的。

　　第二种方法是，由共同基金公司在个人投资者中征求意见，再根据得到的答案进行投票。

　　比如有这样一只投资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基金。这是一只指数基金，它不会进行主动交易，但会提前对个人投资者声明：我们将以这种方式对某些股东决议进行投票。

　　还有一些基金可能会声明：“我们将始终推动公司实现利润最大化，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如果你喜欢这种方式，也可以把钱投给他们。

　　我在这里提出倡议，推广我刚刚提及的三种方法的第一种，即把投票权下放到散户投资者手中。

　　这样一来，机构就不再参与投票，也就不会因为投票是否支持ESG而受到或政客的指责，因为他们不再参与投票了。

　　总而言之，我一直在阐述“发声”机制。我想强调的是，在我看来，“发声”机制是一种比撤资更有力的改善世界的方式。

　　与企业斡旋的另一种方式是，如果你不喜欢企业的做法，那就卖掉你的股票。但然后呢？

　　你把股票卖给了一个可能并不关心环境问题的人。要知道，你之所以卖掉股票，是因为你关心环境。

　　然而，你却把股票卖给了并不关心环境的人。这只会让这家肮脏的企业变得更加肮脏。

　　我们不能再把投资机构履行忠实义务理解为“为我争取最大的经济回报”。正确的做法是，了解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去满足它。谢谢大家！

　　2023ESG全球领导者大会于9月13至15日在上海市黄浦区绿地外滩中心举行，本次大会主题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本次大会由新浪财经、中信出版集团主办，老凤祥BOB·体育综合APP下载联合主办，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特别支持。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本特·霍尔姆斯特伦（Bengt Holmstrom）表示，思考全球危机时，可以让人们在本地做更多事情，而人们会乐于参与到本地事务中。

　　他指出：“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玲（Elinor Ostrom）曾经做过许多研究，强调当我们面临外部性或者是公共利益问题时，本地化的解决方案常常都是更好的，或者对人们来说能更自然达成，甚至超过让政府进行参与。”

　　此外，他也表示：“我相信现在就行动，在本地做出改变，让人们能够更好的参与，是正确的道路。”

　　我们只有最近一段时间才突然意识到，我们的确正在大幅摧毁我们的生存之源和我们的生存质量，我希望我们意识到的还不算太晚。

　　问题是，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想先提一个我的观察，希望大家不会觉得我疯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意识到，目前问题的一大来源，

　　现在，情况已经发生改变，边际成本显著增加了。但我们实际上不知道这个成本具体有多高。

　　如果我们关注诱因理论就会知道，如果有不同种类的活动，我们在一种活动上考核的非常精确，而其他的活动方面考核的非常差，那么一定会出现问题。

　　这就又提到，除了考核之外，也有其他方式来解决市场经济过于简单地考核市场层面，对这些层面带来过度关注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问，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在此之前，我还想指出一点，还有一个层面我们也没有很好的考核机制，就是数字商品的价值。这个不算是问题。

　　因为它们是免费的，或者是近于免费的，它们就不会出现在GDP的统计中，经济学家关注这个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在当今时代，我们实际上有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利用信息科技，获取大量数据，并很好地处理这些数据。

　　过去数年，这样的方法一直饱受批评，但是现在，这样的研究受到了更加严肃地对待。因为在这样的研究中，能够获得数百万甚至上十亿的人心中真正对一件事物的价值的思考。

　　比如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他们在好几个地方做了问卷调查，在波士顿有一个中央公园，提问者会问市民，“如果你一周都不能公园，你愿意花多少钱解除这个禁令？”

　　虽然在这个研究中如果计算人均可能不太确切，但是实际上人们愿意支付一百美金去公园。

　　但是人们能感觉到它的价值。顺便提一句，现在如果再去问人们公园的价值，实际上已经降到了20美金了，这是因为人们不再因为病毒而感到巨大压力，而且他们现在可以免费去公园了。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是实际上这些提问者们所做的事情，是在为不同种类的商品画出需求曲线。

　　我们现在的市场中，只有百分之一的商品能够被画出需求曲线。运用这样的方法，你实际上可以得到所有商品的需求曲线，然后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去计算消费者剩余，而不只是去计算商品的边际成本。

　　消费者剩余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参考，但是在边际成本趋于零的极端状态下，它能够有更大的意义。

　　另一方面，环境变化、生物多样性和其他我们讨论的大问题的边际成本原本是接近于零的，所以我们之前不太关注这些没有成本的东西，而所有的这些之前都是没有成本的，

　　而现在它们的边际成本开始上升，我们还是没有一个好方式去考核它们。我们有市场这种方式。

　　所以就像我在开头所说的那样，现在出现了一个矛盾情况是，要纠正这样的过于关注市场的考核方式，一种方式就是建立市场层面的考核方式，来考核我们关心的气候和其他公共产品的价值。

　　这是一种方式。如果要我评论的话，要考核的东西太大了。我觉得，这么大的东西，我们仅仅继续以让经济更有效率的方式去操作，是没法纠正的。

　　我认为反过来可能更好。我们现在实际上在推动市场的效率，但是没有同等地推动非市场商品的效率或者去考核它们的价值。

　　我想说的另一点是，我们一直听到宣传，讲我们面对共同的问题，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所以污染是所有人的问题等等。

　　我们还听到地球升温1.5度的宣传，说我们升温幅度没法限制在1.5以内，将会变成1.7度。我想就这点讲出我的看法。首先，我们看后面的这种宣传，我想问问你们，你们谁会觉得地球升温1.7度而不是1.5度非常吓人？

　　我不认为我们任何一个人会这样觉得，即使在场嘉宾听了可能也是如此。只听这点，大家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来自芬兰，我们的平均温度比法国南部低九度。

　　所以我们听了还觉得，1.7度，太少了，升温2度才好呢。而当然，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我们一定要传递出更加不同的信息。我们目前就有这样的信息，比如暴风雨、飓风、大规模的设施毁坏、洪水，这样的信息才足够震撼人心。

　　只是听到1.5度，人脑是无法一下子理解到飓风和升温有什么关系的。所以我建议不要再提1.5度了，这是一个很不好让大众接受的目标。

　　这也是没有处理好人们的诱因和动机，一定要选择能让人们感受到动机的方式去和大众沟通，才能让大家有所触动。

　　我要说的另一点是，在我们思考全球危机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让人们在本地做更多事情，而人们会乐于参与到本地事务中。

　　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玲（Elinor Ostrom）曾经做过许多研究，强调当我们面临外部性或者是公共利益问题时，本地化的解决方案常常都是更好的，或者对人们来说更自然能够达成的，甚至超过让政府进行参与。事实上，仅仅依赖与当地社区，我们可以解决渔业问题，过度捕捞问题，只要让面临这些问题的渔民达成一致即可。

　　我认为在本地社区，在人们能看到变化的地方，做一些什么，现在就做是很重要的。

　　2023ESG全球领导者大会于9月13至15日在上海市黄浦区绿地外滩中心举行，本次大会主题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本次大会由新浪财经、中信出版集团主办，老凤祥联合主办，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特别支持。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表示，创新是实现经济增长关键的、长期的驱动因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创新也能够推动人类健康的巨大进步。

　　同时，他还表示，创新还有潜力解决当前所面临的一些全球性挑战，比如气候变化，粮食短缺以及经济发展的持续挑战。创新和气候缓解在很多领域都有机会大有作为，比如可替代蛋白、通过根封存碳的作物以及帮助农民减少过度使用化肥的土壤化学方面的建议。

　　“同时，我们也需要在采纳创新方面下功夫。”迈克尔·克雷默表示，农民、农业工作者，尤其是生活在低收入国家的这些人群是最容易被气候变化影响的，我们需要创新来提升他们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很开心能参与本次大会。期待与大家就ESG通过驱动创新在解决各种错综复杂的危机、气候变化、粮食短缺、农业生产效率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进行交流。

　　经济学家通常对创新的定义非常广泛，囊括了任何可以以更少资源去创造更多价值的东西。创新包括了信息通信技术（ICT）和新的药物。但对经济学家来说，这个术语同时也涵盖了新的商业模式以及政府提供像初等教育这类服务的新方式。

　　创新是实现经济增长关键的、长期的驱动因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创新也能够推动人类健康的巨大进步。

　　我认为如果好好地利用技术的变革，它也可能成为实现环境可持续性的关键。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能很好地理解创新是如何推动人类的繁荣与福祉的。

　　从1961年开始，世界人口增长了2.5倍，可耕种土地并没有增加，但饥饿问题得到了大幅改善。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粮食作物的产量同期增长了三倍多。

　　在1900年的意大利，每1000名儿童中，有300名死于五岁生日前。当前在肯尼亚，96%的儿童都能活下来。

　　这主要归功于生物医学的创新和社会创新的共同发力。前者包括抗生素、疫苗和口服补液疗法的研发，后者则使得大部分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能够享受产前保健、接生以及基本医疗保健等服务。

　　创新还有潜力解决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全球性挑战，比如气候变化，粮食短缺以及经济发展的持续挑战。

　　创新和气候缓解在很多领域都有机会大有作为，比如可替代蛋白、通过根封存碳的作物以及帮助农民减少过度使用化肥的土壤化学方面的建议。

　　同时，我们也需要在采纳创新方面下功夫。农民、农业工作者，尤其是生活在低收入国家的这些人群是最容易被气候变化影响的，我们需要创新来提升他们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在这一领域也有很多非常有前景的创新，比如抗旱的种子、更精确的天气预报，此外还有数字化的农业咨询服务、创新的金融和保险体系，能够推动资金投入以及提升天气应对能力。

　　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创新都是由私营企业推动发展的，由此获得私人投资者的资金支持。这意味着私人投资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即使创新能够带来巨大的社会福利，私人投资者获得的经济回报与这些福祉并不匹配。比如，减少碳排放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并不能反映他们对全球气候产生的影响。让我们以某些特定的创新为例。新型的动物饲料有可能减少生产过程中甲烷的排放，但私营领域很难收回投资的成本。

　　因为新型动物饲料的客户是农民，他们不一定能提高产品的定价。他们也许能收取一定的溢价，但这个溢价未必能反映他们产品对全球气候带来对好处，从规模上讲肯定不能。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公私部门的合作来鼓励研发领域的投入。我们已经看到了政府支持在发展太阳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接下来，我想着眼于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农业。部分原因是我们最近成立了一个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农业创新委员会，它的秘书处位于芝加哥大学。

　　秘书处的工作包括找到那些有前景但经费不足的创新领域，以及看看如何规划公私部门的合作以鼓励创新的发展。

　　我们在气候减缓和适应领域发现了一些颇具影响力、成本效益好而且已经准备好规模化的创新项目，

　　这种情况可能常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预测往往没那么精准，或者根本无法科学地做出预测，而提供精准预测每年可能会创造数十亿美元的社会价值。

　　其他例子包括能够抵御洪水、干旱、酷热和病虫害的种子新品种正在传播，这得益于气候变化、数字农业系统的推广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社会保护方法的出现，

　　在减轻污染方面，合成氮肥是农业排放的关键来源，而微生物肥料叶色图可以减少它的使用，同时减少硝酸盐渗入地下水，并为农民节省资金。

　　为生态环境服务付费可以减少农作物残渣焚烧现象，避免碳排放，并降低与此行为相关的死亡率和发病率。

　　除了目前这些已经准备好向规模化推动的创新举措之外，还有许多处于早期阶段的创新，虽然还没有准备好进行规模化，但具有变革的潜力，不过实际上还没有进一步的投资。

　　例如，具有气候抗性特征的自繁殖杂交种子可以提高产量，减少可持续适应的障碍。

　　新的替代蛋白质可以解决气候变化导致的蛋白质缺乏症发病率增加的问题，并增强粮食体系的复原力。

　　绿色水泥是另一项仍处于初期阶段的具有巨大潜力的创新。众所周知，水泥行业的碳排放量约占总排放量的7%。

　　到2050年，我们有很大的机会通过刺激创新、提高效率和参加绿色峰会来减少碳排放。

　　眼下许多资本投资尚未在中低收入国家进行。我们有机会从现有的水泥转型，采用低碳技术，而不是被长期的实物资本投资锁定在高碳领域中。

　　例如，美国政府购买了大约一半的水泥。这意味着政府采购是激励创新的一种方式。

　　政府机构可以致力于购买符合性能标准的低碳水泥，这些标准要对创新持开放态度，并且避免在使用哪种特定的方法来让水泥更环保方面做出过多的规定。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谈谈，要鼓励大家在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进行积极创新，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能够而且必须设计良好的制度来推进创新。健康的创新体系既需要推动机制，也需要拉动机制。推动机制为研究提供直接的前期支持。

　　例子包括对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的拨款，以及开放式的社会创新基金，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发展创新风险投资机构（DIV），我帮助建立了该机构，旨在广撒网并确定最佳方案。

　　DIV目前已经对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政府放开了申请。它还对旨在通过私营或公共部门扩大规模的创新持开放态度，并通过为贫困、新想法提供小额赠款来降低风险，而且只有在对影响和成本效益进行严格测试后才能提供更大规模的资金。

　　DIV最近迎来了10周年纪念，我们分析了其服务组合管理的影响，我们非常保守地发现，该项目每投资一美元，就会产生至少17美元的社会效益。

　　除了提供前期资金的推动计划外，我们还需要拉动机制来利用私营部门的活力和创造力。

　　在我们知道需要创新的情况下，捐助者或资助者可以设定一个目标，并承诺为购买一项新的创新提供资金。

　　如果私营部门开发出符合某些预先给定标准的产品，只有在创新被证明是成功的之后，才能通过奖励创新来限制创新资助者的风险。

　　例如，2009年，一些捐助者宣布投入12亿美元的预先市场承诺，旨在激励针对中低收入国家常见的肺炎球菌菌株疫苗的开发和生产。

　　自该方法实施以来，已有三种针对这些菌株的肺炎球菌疫苗获得批准，新疫苗的推出速度大大快于没有引入预先市场承诺机制的疫苗。

　　为推动气候和农业交叉领域的创新，我们可以做出类似的努力，例如气候适应性强的种子如何培育或者牲畜如何养殖才能减少甲烷排放量。

　　在大学里，我和我的同事们在提出关于肺炎球菌的预先市场承诺的想法以及帮助制定肺炎球菌预先市场承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在芝加哥大学发起了一项新的倡议，一种新的市场塑造加速器，致力于将这些想法应用于全球卫生和气候等其他领域。如果人们对此感兴趣，我很乐意讨论。

　　在减轻农业对气候的影响、帮助农民和农业工作者适应气候变化以及更广泛地推进粮食体系转型方面，有许多可以实现创新的领域。

　　在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后，我们期待着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共同来宣传创新的重要性，我们也期待在农业和气候的交叉领域与其他人合作，我们很乐意听到您的创新想法。非常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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