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平：我喜欢挑战

　　提语1：张亚平喜好登山，他常把科研的过程比作登山的路途，把科研的成就比作山顶的凉亭。张亚平喜欢高山上凉亭中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也乐于享受登山途中的大汗淋漓。

　　提语2：科协更多的是面对大众对科学知识的需求，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我们通过各级科协、各地学会，把科学家组织起来，做科学的普及和科技政策的咨询。

　　提语3：“不应该把科学家神话。对于大多数科技工作者来说，除了对科学探索充满兴趣和热爱这个特点之外，他们搞研究也跟平常人一样，是一种职业。”

　　4月8日上午，昆明雨后转晴，空气清新，让人舒适惬意。记者如约来到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采访了云南省科协主席、研究所所长张亚平。戴一副眼镜，热情好客，没一点架子，这就是张亚平给人的第一印象。“开始采访吧。”没有多余的寒暄，张亚平刚一坐稳就直接进入了主题。

　　张亚平称自己与老一代科学家相比“是非常幸运的”，幸运地接受了系统的教育，幸运地进入科研殿堂并出国深造，幸运地得到中国科学院院长特拨经费回国发展，幸运地当选院士、当选云南省科协主席……

　　“恰逢其时，感谢改革开放，我接受了正规的基础教育和系统严格的高等教育。中小学时代就开始受《科学的春天》、《哥德巴赫猜想》的感召，加上整个社会对科学的尊重和重视，让我走上了科研之路。”

　　近年来，张亚平带领他的科研团队，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取得了国内外瞩目的一次次重大的学术发现和突破——

　　通过对数千个样品的筛选和代表样品的线粒体基因组分析，建立了系统而完善的东亚和南亚人群系统发育关系；系统研究了我国主要家养动物的起源与遗传多样性，发现东亚，尤其是我国南方及周边地区是家养动物驯化的重要区域；建立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动物DNA库，系统地研究了我国许多濒危和非濒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澄清了这类群系统演化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在基因进化与生物适应机制研究中新发现了数百个基因，揭示了一些基因和基因家族的起源进化及其与生物适应的关系……

　　张亚平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访问学者广泛交流。他的学生中有两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有3人获中科院院长奖特别奖。

　　张亚平的研究和对人才的培养，促进了我国分子进化和遗传多样性研究的发展，进入生物多样性国际研究的前沿。

　　2002年6月，张亚平这位中国青年科学家跟往常一样，依旧忙碌在“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实验室”，而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贝基基金会和保罗基金会，却把第三届国际“生物多样性领导奖”授予了他，使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亚洲学者。

　　“生物多样性领导奖”是国际上专门针对这一新兴领域设立的重要奖项。大奖的突然惠顾，张亚平备感“意外”：“国际、国内做得出色的人很多，我能得到这个荣誉是非常幸运的。在生物多样性研究领域里，比我年长的、同龄的科学家有很多，能够得到这个荣誉，一方面是实验室的全体人员和我的共同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另一方面，就是运气。我觉得我的运气比较好，因为我想做的许多工作都做出来了。”柔和的阳光下，张亚平的眼神显得越发平和。

　　2004年7月23日，张亚平这位当时不到39岁的年轻科学家，与吴旻、李家洋两位我国遗传生物学界的“大腕”人物，共同站到了一个领奖台上。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周光召，把“生物科学创新奖”颁给了他。

　　1986年7月，张亚平自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他没有像很多同学那样留在大城市，而是选择了昆明市郊的“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实验室”，选择了从事动物遗传学研究，投在了细胞进化学专家施立明先生的门下。

　　“当时我十分喜欢动物遗传学。大学毕业之前，我查了些文献，看到一些施立明先生的文章，觉得他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他的研究方向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云南又是一个动物王国，为我将要做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是一种机遇。”

　　“在我刚到实验室的时候，施老师敏锐地感觉到世界分子遗传学的发展，他想在实验室开辟新的实验领域，因为我是学生物化学，有着分子生物学方面的训练，他希望我来在这个实验室开辟分子遗传学方面的研究。”

　　一个大学刚刚毕业，20出头的年轻人，肩负着恩师的信任与器重，就这样从零做起，开始探索新的实验领域。

　　没有提取DNA微量样品所必需的微量移液枪，张亚平就用微量注射器和烧杯。“当时提取DNA样品时，用的是微量注射器。若干个烧杯摆在那里，用于清洗微量注射器中的残留物。”张亚平苦笑着。

　　用近乎原始的方法与设备，张亚平完成了当时还没有人系统做过的“猕猴属的线粒体DNA的多态性研究”。

　　对于这个“处女作”，如今的张亚平津津乐道：“我们先把猕猴的线粒体提取出来，再把里边的DNA纯化出来。然后用限制性酶进行分析，比较它的限制性片断长度多态性，计算不同物种间的亲缘关系。当时在国内系统地做这方面工作的还是不多的，我们有了新的起点。”

　　1994年，张亚平的导师施立明院士病故，当时远在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协会做博士后研究的他，怀着对恩师的感念之情，万里奔丧。

　　施立明院士的过世，使得由他一手建立起来的“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实验室”一度失去了领头人，这里太需要一位具有科研激情、才智的新舵手。汲取了西方生物科学研究的思想，加之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独到见解，使张亚平众望所归。然而，当年实验室的仪器设备条件确实无法满足张亚平的基本工作需求。

　　“我当时曾想，如果我回来不能从事我深爱的研究，我回来又有什么意义呢？”踌躇再三，在回美国之前，张亚平决定到北京拜访一下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争取实验室购买设备的所必需的经费。

　　“去见周院长之前，我事先准备了一下有关的材料。当时比较紧张。以前没有拜见过任何大领导,感觉中需要仰视的人，现在要面对面，很紧张。”张亚平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没料到，一见面，周院长问了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问题，我一下子放松了。”

　　原定10分钟的谈话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在科学院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周院长当即决定拨给张亚平15万美元建设实验室。

　　张亚平经历了这次出乎意料的谈线万美元科研启动经费。他还深有感情地谈到其他给予他关心与支持的领导与专家。此后，“人要懂得知遇之恩”这句话就常挂在他的嘴边。

　　“我原来有很多爱好，体育运动，看小说，打扑克，旅游。中学时，我是校篮球队的主力，大学时，我还入选了系队。体育给了我许多启示，它让我体会到了团队协作和力争上游的精神。但现在运动得少了，在这个科研领域里，竞争非常激烈，而且我还有一些行政事务，想要面面俱到是不现实的，你要得到一些，就要放弃另一些。如果对科研是真的感兴趣，就会发现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可以享受的乐趣，尽管它不是一种轻松的生活方式，但它是我们选择的。”一口气说完，看着记者钦佩的眼神，张亚平仰着头笑了。

　　幼时的张亚平非常喜欢读小说，而且他阅读的速度较快，往往是别人看五天的书，他一两天就通读下来，虽然并没能完全消化，但他有自己的视角。如今，这种阅读方式，被他融会到了科研工作之中。

　　现在张亚平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却从未厌倦过。他记得导师施立明说过的一句话：“如果对研究没有浓厚兴趣，最好趁早改行。”现在他也用同样的话告诫他的学生。“我读小学时养了10多只鸽子，即使把它们带到很远的陌生地方，它们还是能飞回家，我就在想，这是为什么呢？”他说：“兴趣能激发人的灵感和穷追不舍的动力。科学研究虽然十分辛苦，但只要兴趣所在，你愿意为它付出很多，甚至是毕生的心血。”

　　张亚平喜好登山，他常把科研的过程比作登山的路途，把科研的成就比作山顶的凉亭。张亚平喜欢高山上凉亭中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也乐于享受登山途中的大汗淋漓。往往是，当他还认为自己在攀登路途中，却已经征服了一座又一座山峰。

　　“我现在身兼数职，但主要工作还是在研究所、在我的科研方面，承担重大的科技任务。非常繁忙，一天十几个小时，一周七天，都在工作。如果周末不工作反而是不正常了。”说到这里，张亚平又笑了。

　　“因为工作太忙，许多爱好不能不放弃。”张亚平话语一转：“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特别是我现在工作头绪比较多，是所长、法人代表，又是省科协主席，还有较重的科研任务。工作强度是非常高的，所以保持一个好的身体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在紧张的工作中调剂好自己的生活，保持一个良好的身体状况，来处理繁重的工作，自我调节能力非常重要。”

　　为了见缝插针地锻炼身体，张亚平有时上楼不乘电梯，而是爬楼梯，平时走路一般都很快，有时也抽空打打球。他一直保持着有规律的生活，保持着比较好的睡眠。“我有较好的角色转换调剂能力，该进入哪个角色，就考虑哪个角色的事。”

　　“科协主席这样一个岗位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我喜欢挑战。”张亚平认为，自己当科协主席也有一些优势。他说，我对国家宏观的科技发展需求比较了解，对云南的重大科技需求更为清楚，而且与全国的科学家都熟悉，与其他国家的同行有联系，在科协可以起到比较特殊的作用。

　　“我做科协主席是兼职，主要还是依靠我们省科协党组和科协的主席班子，发挥团队的作用，和他们共同来开展工作。我们班子搭配很合理，有的是科学家，有的是基层科技领导，有的是有行政领导经验的同志。我与科协党组书记唐云以前就在一起工作过，现在配合起来很默契。所以我特别感谢他给予我的支持、帮助和谅解。”谈到科协领导班子，张亚平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

　　“科协是科技工作者之家，一项重要的工作职能是传播科技知识。”作为科协主席，如何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张亚平告诉记者：“就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的任务是抓重点，就是重大的决策和重大的活动。我主要是提出一些宏观的发展思路，比如说如何发挥各类专业学会的作用，把科技工作者更好地凝聚起来，如何加强科技咨询活动，发挥科技参谋作用，为省委、省政府的决策提供科技建议和咨询。同时针对云南省的重大科技发展和相关需求开展系列研讨。”

　　张亚平说：“科协更多的是面对大众对科学知识的需求，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我们通过各级科协、各地学会，把科学家组织起来，做科学的普及和科技政策的咨询。比如面对农村对知识的需求，送科技下乡等等。”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云南省科协努力深化科普惠农兴村工程，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取得新成效。按照新一轮“兴边富民”工程要求，以“七个一”（即建立一个科普活动站、制作一块科普宣传栏、确定一名科普宣传员、办好一个农技协、建立一个农函大培训点、帮助发展一个示范项目、挂钩一个学会帮扶）为建设内容，在80个村实施了省级科普惠农兴村计划。

　　“现在政府职能的转换有很大的科技需求。”张亚平对新形势下科协的作用有独特的认识。“政府职能转变，有一些职能要由民间组织、社会团体来承担。科协是介于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团体，可以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张亚平还高兴地谈到了云南省科协的突出优势：“我们云南省与东南亚联系紧密，云南科协可以在推进民间科技交流、科技合作，更好地搭建与邻国科学家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张亚平即将飞赴美国访问，采访不得不结束。望着他远去的背影，记者感到，云南有这样的科技带头人是幸运的，云南省科协有这样的领军人是幸运的，中国有这样承上启下的杰出科学家是幸运的。

　　张亚平：小时候，我从父亲那儿学到的是，知识分子家庭的人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令我佩服的人很多，但我始终没有特别崇拜过某个人。

　　张亚平：就聪明这一点而言，我认为自己没有多少长处，但有些事我通过努力可以做好。如果说有什么长处，我感觉可能自己的忍受力比较强，不轻易放弃，能坚持，并能从别人的批评意见里吸取一些东西，改善自己，能比较冷静地分析自己。既不盲目感觉良好，也不自卑。

　　张亚平：当遇到很难的问题，通过努力做出很漂亮的结果的时候，是我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候。就像登山，经过艰苦跋涉到达顶峰时，所有过程中的痛苦都过去了。

　　张亚平：在研究之余，我很关注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尤其是国家经济的发展情况。原因很简单，国家若强盛，不仅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而且是科学家顺利开展科学活动的保证。反之亦然。总之，关于国家各方面的改革、腐败、环境与资源的保护等很多问题我都比较关心。

　　张亚平：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我天性比较乐观，不会沉浸在悲观失望中，尽力去做，思考在哪些方面可以改进，再去努力。尽力了，即便失败也不遗憾。所以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能面对，倒头就能睡着。

　　张亚平：科学家也是人，不应该把科学家神话。那么多的科技工作者，不能要求所有人都一样。对于大多数科技工作者来说，除了对科学探索充满兴趣和热爱这个特点之外，他们搞研究也跟平常人一样，是一种职业。

　　张亚平：喜欢和敢于去探索新东西，具有创新精神，有严谨的思维，刻苦和勤奋。除此之外，在团队里为人也很重要。

　　张亚平：虽然我热爱生物学，但如果有第二次人生，我不会再做生物学研究了。我喜欢挑战，喜欢做没做过的事情，喜欢尝试做些新的事情，因此我一定会去做经济方面的事情。

　　张亚平，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分子进化生物学和保护遗传学家。1965年出生在云南昭通，毕业于复旦大学生化系，现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所长，兼任云南省科协主席、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云南大学教授，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云南省遗传学会理事长，云南省细胞生物学学会理事长以及多种重要学术刊物的编委。张亚平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许多濒危和非濒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积极将理论成果用于帮助和指导遗传多样性保护的实践，为制订有效可行的保护计划提供了科学依据。他对不同民族人群基因多样性、中国主要家养动物的起源的研究，为揭示人类的扩散与迁移历史以及家养动物的驯化历史提供了新的线年，荣获第三届国际“生物多样性领导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亚洲学者，以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中国青年科技奖、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青年学者奖”、BOB·体育综合APP下载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多种奖项。200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获得者。